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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癔症”背后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11期 出版日期2009年05月25日

对吉林化纤工人“集体中毒”事件的正式叙述是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群体性癔症”。这也许描述了结局，但未必讲对了开头

《财经》记者 李虎军 杨悦

       当22岁的王哲接到病危通知书时，他正处于迷糊状态。

　　“儿子眼珠子都不动，看上去快要死了，我眼泪汪汪地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王哲的父亲王宏志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

　　自2009年4月23日以来，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吉林化纤）先后有逾千名职工不同程度地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住院者超过160人。其中，毛条车间的王哲由于病情危急，被送到了吉林省最有名的医院——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化纤旗下上市公司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420）5月13日晚披露后，“中毒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

　　相当一部分吉林化纤的职工们认为，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康乃尔化工）苯胺工厂所排放的不明气体，是他们“集体中毒”的罪魁祸首。

　　康乃尔化工从2009年4月初进入生产阶段，它与吉林化纤厂区均坐落在吉林省吉林市西北郊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二者仅一路之隔。

　　5月14日，卫生部专家组在吉林市政府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吉林化纤职工身体不适反应“主要与心因性因素有关”，可排除化学物质毒性引起的可能性。不过，吉林化纤的职工们并不接受这一认定结果，这一结论也遭到很多研究心因性疾病专家的质疑。

　　在质疑者看来，从5月10日至5月14日，卫生部专家组仅花了短短四天时间，就对这起“千人中毒事件”得出了“主要由心因性因素导致”的结论，很可能没有充分排查其他病因，这不符合“心因性疾病”的判定原则。

　　心因性疾病亦即癔症，临床体征为功能性病变。《财经》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获得了若干份病历与检查资料。这些资料显示，有少量病人一度出现“碳氧血红蛋白”超常；更有一份患者的脑影像图显示了脑白质病变。这些器质性病变明显与癔症诊断不符，一些专业医师认为当属“中毒”症状。

　　5月18日，国家安监总局在官方网站上提出对近期安全生产的工作建议，明确表示，“要认真吸取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泄漏事故教训”。这一表述，与吉林市政府和卫生部专家组的结论明显相左。但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在次日删除了明确指称康乃尔的部分，且并未就此作出解释，这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疑虑。

　　实际上，围绕着吉林化纤“集体中毒”事件的不透明之处，远不止于此。在《财经》记者的整个调查过程中，当地相关医院对病人病历秘不外泄；一些单位对康乃尔化工在环评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康乃尔化工在试车期间发生的工人死亡事故，以及吉林市各级环保部门对于相关气体监测的结果，均讳莫如深。加之康乃尔背后的大股东特殊身份，都令这场以“集体中毒”为开端、由“心因性”做结论而激起的轩然大波，更显扑朔迷离。

　　“群体性癔症”，意指在一个群体中，在受到某种刺激的情况下，一个人或几个人先出现躯体不适症状或情绪反应，然后通过社会心理因素传导给更多的人。根据官方叙述，吉林化纤工人中间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群体性癔症”。这也许描述了结局，但未必讲对了开头。在此，我们根据记者调查，最大限度地还原这场“群体性癔症”的真实过程。

一名康乃尔工人的猝死

4月13日，康乃尔化工苯胺车间一位30多岁的主检修工猝死在工作岗位。康乃尔化工和当地政府部门，从未对李宏伟猝死事件及原因公开作出说明，但消息仍不胫而走

　　吉林化纤职工的“集体中毒”事件，在大半年前已经有过一次小规模的“预演”。当时，康乃尔化工已经开始了调试。

　　2008年9月下旬，吉林化纤十多位职工身体不适，他们的症状与此次“集体中毒”比较相似，如头晕、恶心、呕吐等。这些职工大多是吉盟（吉林化纤子公司） 的门卫，在整个吉林化纤，他们的工作位最靠近康乃尔厂区，其症状轻重不一，入院时间亦长短不一，但并未引发显著的严重后果。

　　《财经》记者联系到当时的部分患者和知情人。有人干脆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要求，但也有人愿意透露一些情况。

　　吉林化纤职工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康乃尔化工为这些职工提供了数千元至2万元不等的补偿。《财经》记者的采访部分证实了这一说法。

　　记者辗转获得的一份协议书复印件也显示，吉林化纤一位女职工在2008年9月27日至2009年1月16日期间住院，康乃尔化工支付了住院费用。这位女职工还“主动要求”康乃尔一次性解决生活费、误工费等其他费用2万元，并保证“今后不再找康乃尔化工麻烦”。

　　一位患病门卫的家属告诉《财经》记者，她丈夫出院以后的两三个月，总觉得头发热，后来才逐渐好起来。尽管从康乃尔化工拿到了几千元的补偿，但她还是有些替丈夫的健康担心，“听说苯中毒的潜伏期有一二十年。”

　　吉林化纤的很多职工，正是从这次小规模的“集体中毒”事件中，知道其邻居康乃尔化工原来是一家生产苯胺的工厂，并从此开始感到担心。

　　此后，一起康乃尔工人猝死事件，给吉林化纤职工的心理蒙上了更加浓重的阴影。2009年4月13日，康乃尔化工苯胺车间的一位30多岁的主检修工猝死在工作岗位。康乃尔化工内部给出的解释是：该职工死于“心肌梗塞”。

　　《财经》记者找到了这位名叫李宏伟的检修工的妻子，但她谢绝了采访。记者从其他途径了解到，李宏伟八岁的儿子曾对人说：“爸爸是被毒死的。”

　　知情人还说，康乃尔化工按照工伤给李家赔了十几万元，现在每个月给李宏伟的妈妈发800元；给他儿子发600元，将一直支付到其年满18岁。李宏伟的妻子则正在等厂里安排工作。据悉，李宏伟去世前，还曾对人提及厂里味道不好感觉乏力等。

　　康乃尔化工和当地政府部门，从未对李宏伟猝死事件及原因公开作出说明。直至吉林化纤“集体中毒”事件发生之后的5月16日，康乃尔化工副总经理王大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仍宣称：“4月4日至4月30日试车非常顺利，没有任何异常。

　　截至目前，康乃尔600名职工加上绿化、施工人员近千人，没有一例发生身体不适反应，没有发生任何异常。”

　　无论真相如何，李宏伟猝死的消息仍不胫而走，在当地广为流传。仍有很多人怀疑，他的死或许与气体泄漏有关，心中蒙上了阴影。

苯胺爆炸工厂重生

52岁的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是苯胺项目在吉林市获得重生的关键人物之一。康乃尔化工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当年因爆炸而关闭的吉林石化101工厂的技术设备和人员

　　在位于吉林市西北郊九站乡的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表崭新的银白色金属装置在阳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芒。这就是康乃尔化工，目前国内最大的苯胺生产企业。

　　苯胺是有机化工原料和精细化工的中间体，在染料、香料、药品、特种纤维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苯胺生产流程并不复杂，但是要大量使用易燃易爆乃至易挥发的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也会产生一氧化碳等各种有害气体。

　　因此，苯胺生产对工艺条件和控制技术要求都非常严格，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超标排放、泄露甚至是爆炸事故。（参见辅文“苯胺之危”）吉林化工学院郭景海教授说，苯胺生产最关键的因素是安全管理。

　　近年来，国内的苯胺装置屡屡发生安全事故。2005年11月13日，位于吉林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101厂）的苯胺车间发生剧烈爆炸，共造成八人死亡，6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908万元，并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此事件被认定为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特别重大水污染责任事件。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中石油及当地政府一批责任人也受到处理。

　　半年后的2006年5月29日，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也发生了一起苯胺装置爆炸事故，造成四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出于安全考虑，中石油叫停了旗下的苯胺生产，其中包括当年全国最大的苯胺生产厂吉林石化101厂。之后，很多企业不得不转向从国外进口高价苯胺。然而，危险的苯胺项目仍然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吸引着众多投资者。

　　根据康乃尔化工网站所刊登文章，该公司一期上马年产15万吨苯胺和20万吨硝基苯的生产线，建成后可增加1000个就业岗位；二期工程建成后产量将翻番，全年总销售收入可达45亿元，利税约7亿元。

　　52岁的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是苯胺项目在吉林市获得重生的关键人物之一。

　　宋治平接受吉林市当地官方报纸《江城日报》采访时透露，她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办培训学校和成人职工大学起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她踏入当时最热门的外贸行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逐步放宽外贸政策后，外贸行业由盛转衰，她也随之将事业重心转向实业，先是创建了吉林地区惟一一家大型输液生产企业——吉林康乃尔药业有限公司，之后又在2006年组建了康乃尔化工。

　　宋治平表示，她现在上马的苯胺项目，原来是吉林石化的，吉林石化不想做了；但对中小企业来说，一年挣两三亿元就很有赚头。

　　目前，宋治平既是吉林市人大代表，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还在2009年1月入选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

　　作为“吉林省、吉林市重点建设项目”，康乃尔化工的苯胺项目在投建之初就享受了很多便利条件。2006年12月13日，在康乃尔化工尚未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下称环评）时，吉林市安监局就“同意康乃尔化工先行办理相关手续”，以方便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吉林市政府对该项目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2007年3月底，康乃尔化工苯胺生产基地奠基，吉林省和吉林市多位领导出席。

　　康乃尔化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吉林石化101工厂的技术。有业内人士称，康乃尔化工的部分设备其实是吉林石化的旧设备。康乃尔化工副总经理王大祥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则表示：“硝基苯装置及技术是德国进口的，其他设备是国产的。”

　　康乃尔化工还延聘了吉林石化的大量员工。其中，康乃尔化工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孙长江，便是原吉林石化的总工程师。负责撰写康乃尔化工苯胺项目环评报告的吉林化工学院教授郭景海也证实，康乃尔化工用的人大多是原吉林化工的工程技术人员，从厂领导到普通技术员都有。

　　不过，王大祥强调，康乃尔化工的苯胺生产工艺和设备，与原吉林石化的苯胺工厂有所不同。郭景海进一步解释说，过去国内通常采用等温硝化工艺，硝基酚钠盐容易聚集，一旦操作失误就容易引发爆炸，吉林石化的爆炸就是由于未能及时关闭蒸汽阀门，进料温度过高所致。

　　“康乃尔化工采用德国专利技术，选择绝热硝化工艺，消除了爆炸因素。”郭景海表示。

项目环评疑窦重重

离康乃尔化工最近的吉林化纤职工，没有获邀参加康乃尔环评报告的听证会，直至现在，也查不到康乃尔环评报告的公示材料。参加听证会的其中一名群众，住在距离康乃尔化工至少20公里远的吉林市区

　　此次“集体中毒”事件之前，吉林化纤的职工们更多地将“康乃尔”这个名称与制药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家苯胺生产商。即使在康乃尔化工于2007年开工建设之后，还有不少吉林化纤的职工误以为，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的是一家制药厂。

　　但在他们知悉与生活区不足两公里的地方兴建的是一所苯胺化工厂时，担心也随之而至。《南方周末》引述一些职工的话称，康乃尔化工曾表示要将吉林化纤的生活区迁至吉林市，这消除了一部分反对声音。但康乃尔化工副总经理王大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断然否认公司曾做过类似承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无稽之谈。我们作为企业，和居民不会产生什么关系。需不需要搬迁，是政府应该做的。”

　　康乃尔在后来的环评公示中，也极力回避与当地居民发生关系。在此次“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康乃尔化工苯胺项目环评过程的种种瑕疵，成为当地居民质疑的焦点之一。

　　公众参与是项目环评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保护受项目影响的居民利益的有力手段。根据2006年生效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评公众参与形式包括调查公众意见和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和论证会、听证会等。

　　康乃尔化工附近，大部分是工厂，东侧是吉林化纤，西侧是吉林燃料乙醇公司等。而距离康乃尔化工最近的居民点，则是项目东南侧的吉林化纤生活区，有上万人在其中居住。

　　显然，吉林化纤职工和生活区居民，是最可能受到康乃尔化工影响的人群，项目环评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

　　康乃尔化工苯胺项目2006年获得立项。环评报告执笔人郭景海教授说，项目在选址地周围张贴了公告，发放了60份公众参与调查表，在吉林化工学院网站发出了公告，同时召开过一次听证会。

　　不过，公告内容后来在吉林化工学院网站消失了。

　　如今，康乃尔化工已经开始生产，但在各相关政府部门和康乃尔化工的网站上，仍然找不到其苯胺项目的环评公示资料。

　　《财经》记者多次在吉林化纤集团生活区走访，询问了不同楼里的上百位居民。所有受访居民均表示，他们从不知道康乃尔化工苯胺项目进行过环评公示。

　　至于2007年1月的那次“听证会”，到会的总共只有十几个人。除了项目建设单位康乃尔化工的代表、环评单位吉林化工学院的代表等，与会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群众代表”。

　　《财经》记者联系到其中一位群众代表。他表示，那个听证会“听不懂、也不了解”，听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提前离场了。而这位“群众代表”住在吉林市区南部，距离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少20公里。

　　参与“听证会”的还有吉林本市的一名律师。他在电话里告诉《财经》记者：“我记不清楚自己是代表康乃尔，还是代表社会了。”

　　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对于该项目的环境风险和环评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吉林化纤的职工们自然也无从知晓。

　　事实上，康乃尔化工苯胺项目的第一次环评报告审议，就没有获得通过。

　　2007年6月，吉林省环保局办公室曾下发通报披露，此前五个月内该局审批的建设项目中，有14个环评报告未通过技术审查。其中就包括吉林化工学院编制的康乃尔化工年产15万吨苯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问题是“污水处理排水去向不明确，风险评价未能满足技术导则要求，基础数据前后矛盾”。

　　通报称，这些环评报告“反映了当前一些环评单位普遍存在的责任心不强，内部把关不严等突出问题，特此通报批评”。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所研究员俞穆清，曾参与对康乃尔苯胺项目环评报告一审的审议。俞穆清和其他一些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议是，康乃尔化工应将处理过的污水排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

　　与一般人群相比，吉林化纤职工对于化工项目的接受能力其实更强。毕竟，吉林化纤建成至今已有40多年，其生活区本来就紧邻厂区，之前亦零星发生过安全事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此次也因身体不适而住院的职工说，吉林化纤的二硫化碳储罐一旦爆炸，影响将波及整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恐惧过。

　　但是，对于他们知之甚少的康乃尔化工苯胺项目，工厂和政府公开材料的不透明以及纷起的传言，加之吉林市2005年发生的那场众所周知的苯胺工厂爆炸事件，无疑都导致恐惧与日俱增。

　　一些吉林化纤职工甚至认为，康乃尔化工没有污水处理装置，其废水直接排入了吉林化纤的污水管道。但郭景海介绍说，康乃尔化工有自己的排污装置，废水经过处理后再排入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污水管线，最终进入吉林市污水厂，“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的话，环保部门不会通过”。

　　最终，康乃尔化工项目环评报告二审获得了通过。康乃尔化工于2009年4月4日正式开车投入生产。

大满、二满与王哲

自大满4月23日闻到“臭烘烘的味”住院后，至5月12日22时，吉林市共收治吉林化纤因接触不明气体出现不良反应职工161人入院治疗

　　40岁的吉林化纤线厂车间女职工满红岩，是此次“集体中毒”事件中首批入院者之一。

　　2008年9月入院治疗的那两名女职工，就是满红岩同一个车间的同事。但她说，当时觉得可能是这两位同事体质较弱，并未料到自己也会“中招”。

　　在吉林化纤的所有车间中，线厂车间距离康乃尔化工最近，只有几十米远。

　　根据吉林化纤2009年4月27日下午提交的《关于吉林化纤集团公司腈纶纺纱厂停车情况的紧急报告》信访件，4月23日吉林化纤腈纶纺纱厂（即线厂车间）员工闻到刺激性气味，17时30分至18时气味加重，部分员工出现头晕、恶心等不同症状。当天18时30分，化纤集团员工疏散回家休息；24日一早，组织开车一小时后，又有员工出现了前述症状。

　　4月23日早，满红岩上白班，下班后就觉得有些头疼。“到了晚上，有人给我老公打电话，说厂子里有人迷糊了。”

　　次日，她在7时10分来到车间，就“闻到一股臭烘烘的味”。她也听说，前一天晚上有人呕吐，车间还停产了。7时30分开车后，车间领导让不舒服的人先回家休息。此时，满红岩已经觉得恶心反胃、太阳穴疼、脸通红，但她还在一直干活。

　　过了不到一小时，领导让所有人都回家，并且让职工们不要走面对康乃尔化工的正门，而是从厂区内部走，“那边味道小一些”。

　　满红岩说，此时她的胃就和翻江倒海一样，但还没吐出来，腿也在打漂。妹妹满红梅和她在同一个班组，姐妹俩被人称为大满和二满。

　　满红梅拽着姐姐往外走，后来车间一位领导把满红岩背到门口，坐上一个“小蹦蹦”（即机动三轮车）。此时，满红岩的手冰凉，开始出现痉挛，五个手指蜷在一起，嘴也出现痉挛，“都是麻的”。

　　满红岩先是被送到吉林化纤职工医院，当天又被转到吉林市职业病医院。她在职业病医院呆了三天，“CT、脑彩超，乱七八糟的检查都做了，说都正常，没啥事。”

　　满红梅一直在陪护姐姐。据她介绍，满红岩的检查中，惟一不正常的是脑彩超，说是脑部痉挛，但医生说正常人做脑彩超也会有痉挛现象。

　　根据职业病医院给满红岩开出的出院小结，其入院诊断为“按不明气体观察”，出院诊断则为“头晕待查，心律失常”。4月27日上午，该院与患者单位领导沟通，被告知环保局、安监局未发现有毒有害气体，“患者按内科对症治疗，可转回职工医院”。

　　满红岩姐妹对此表示不满。满红梅跑去找厂里。正好4月27日厂里又有人倒下，被送到吉林化工总医院（下称吉化总医院），她就要求姐姐也转到吉化总医院。

　　5月7日，满红梅上车间，车间开会研究恢复生产的问题。“厂里是倒了就送医院，没倒就不管你。当时我就想，要是让我上班的话，我就不要工作了。而且，前两天我已经开始不舒服了，3、4日的时候，走路都得一步一步蹭过去，头疼得像要炸了，一到晚上就发烧。”

　　这一天，吉林化纤的职工家属到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反映情况，满红梅也跟着去了。结果在管委会办公楼，“我就动不了了。想给我妈打电话，手痉挛，打不了电话，一个键都按不了。他们把我抬出来，意识很清醒，但四肢始终动不了，说不了话。”

　　满红梅被车间领导送到吉林市职业病医院，5月11日也转到了吉化总医院，与姐姐一个病房。

　　一个车间的同事中，还有不少人也住进了医院，住在吉化总医院的就还有另外两人。去年9月倒下的那两位女同事，这次得以幸免，因为她们当初出院后一直没有回去上班。

　　满红岩姐妹说，她们的病情时有反复，一阵精神好，一阵又会出现痉挛、胸闷、心慌。她们在吉化总医院都用上了高压氧。

　　年仅22岁的王哲，在吉林化纤毛条车间工作了三年。4月24日晚上约11点半去上班时，他就听说“线厂跑毒了，还有人住院”。到了车间，他和同事都闻到异味，晚上12点多，领导让大家提前回家。

　　王哲说，他坐车回到了位于吉林市区的家，一下车就开始吐，发虚汗、人迷糊、眼睛辣得发红。而平时，他身体还算不错。

　　4月29日，王哲应该上白班。但他还是觉得迷糊、恶心，于是和另外两位同事请假去了吉林市职业病医院，至今没有再回家。

　　王哲拍了脑部CT。他说医生感觉其脑部可能有病变。第二天晚上，他被转到吉林市中心医院。王哲的父亲王宏志说，王哲是大个子，身高1米78，体重200多斤，那天却处于半昏迷状态，看上去奄奄一息。王哲的症状明显比其他患者重许多，他的颅压高，原来就有些高的血压也变得更高了。

　　没多久，吉林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下了病危通知书。5月1日下午，王哲被“120”急救车拉到长春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到长春后，王哲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父亲王宏志说，儿子直到第三天才能喝点粥，“喝牛奶是喝多少吐多少”。

　　根据吉林市政府的通报，截至5月12日22时，吉林市共收治吉林化纤因接触不明气体出现不良反应职工161人入院治疗。5月14日，《财经》记者赶到吉林化纤职工医院时，看到前来登记检查者有900多人，连同此后几天，因身体不适陆续前来检查者逾千人。

“心因性因素”？

长春市一家三甲医院神经内科的当班医生，在看到王哲的脑部影像图时脱口而出：“中毒”。这位医生说，王哲脑部有明显水肿，估计是气体中毒引起的脑细胞病变

　　在吉林化纤职工大规模出现反应之后，一个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张寿林研究员领衔的卫生部专家组，在5月10日前往吉林市展开调查。

　　5月14日下午，在吉林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张寿林代表卫生部专家组通报了调查结论，称吉林化纤职工身体不适反应，可以排除化学物质的毒性所致，“主要与心因性因素有关”。

　　专家组调查意见称，此次事件病人集中发生在同一工厂，分布在不同车间，发病时间不一致、病人主诉闻到不同异常气味，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规律性和一致的损伤靶器官，未见确切的阳性体征，辅助检查结果无相关的临床意义，吉林化纤环境空气中有害物质检查结果未显示超过国家标准，与急性化学中毒的发病特征不符。

　　专家组的调查意见，同时排除了康乃尔化工生产过程中逸散到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引起不适反应的可能性。其理由包括：现场空气中一氧化碳、硫化氢、苯胺、硝基苯、苯等监测结果均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康乃尔化工的职工未发生身体不适反应；康乃尔化工按吉林市政府要求在4月30日停产后，吉林化纤职工身体不适反应仍有发生，且人数较前增加。

　　在吉林化纤，出现身体不适的职工有上千人。这也意味着，卫生部专家组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心因性疾病案例之一。

　　多位医学及心理学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如果卫生部专家组的调查无误，吉林化纤员工就患有“群体性心因性疾病”。但是，这一结论受到了相当大的专业质疑，被认为下结论过早。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沈政说，判断心因性疾病的关键，首先是要排除化学成分导致患者症状的可能性，只有在化学症状解释不了的情况下，才能给予心因性因素的解释。而且，医学结论涉及赔偿标准，应慎重对待。如果是心因性因素致病，赔偿标准会很低；如果是化学中毒，赔偿标准就比较高。

　　沈政还认为，康乃尔化工的职工未发生身体不适反应，也并不能作为否认吉林化纤职工化学中毒的直接证据，还应仔细检查康乃尔化工的废物排放系统。因为有的污染性企业，会将排废管道出口设置在远离本厂的地方。

　　由于排气管道有一定高度，在风向和风速等气象条件的影响下，也有可能出现排放气体的企业本身不受影响，而周边受到侵袭的现象。

　　据了解，吉林市在吉林化纤职工开始发病的4月23日、24日和27日这几天，以东南风向为主，间或西风。如果刮西风的话，正好可将气体从康乃尔化工吹到吉林化纤厂区。

　　当然，吉林化工学院教授郭景海指出，可能局部地方风向并不一样，毕竟吉林市距经济技术开发区最近的气象站也有20多公里远。

　　有人认为，吉林化纤也可能排放有害气体。但多位吉林化纤职工表示，他们厂主要排放硫化氢、二硫化碳等，但这段时间排放一直处于正常情况。而康乃尔化工的煤制氢等环节可能会释放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等，含苯有机物可能挥发和泄露，试生产和初期生产阶段也更有可能出现问题。

　　《财经》记者辗转找到了康乃尔化工的几位员工，但她们只抛出一句“我们没有人中毒”，就不肯再多说。

　　武警总医院心理科主任许建阳，也对卫生部专家组的结论表示怀疑。在他看来，既然吉林化纤的员工闻到了气味，便说明有化学因素存在，而且吉林化纤的员工并不存在诱发心因性疾病所需的强烈心理应激因素，“诊断为心因性疾病，可能有点牵强”。

　　对于卫生部专家组的这一结论，许多吉林化纤的职工们难以接受。“心因性因素？难道我有精神病不成？难道从心里抽（搐），就能变成我这个样子？”王哲说。

　　线厂车间的患者范灵艳，则希望专家组对碳氧血红蛋白检测的结果做出更多解释。

　　碳氧血红蛋白阳性，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关键指征。当然，经常吸烟者也可能检测出碳氧血红蛋白阳性。

　　据《财经》记者搜集和了解，在毛条、线厂等车间，均有多位患者检测出碳氧血红蛋白阳性。范灵艳也是阳性，“我和老公都不吸烟，这怎么解释？”

　　据范灵艳说，针对他们70多位职工的检测大概发现了20来个阳性，但后来有一批针对数百位职工的检测却没有阳性。

　　王哲还没有拿到自己的碳氧血红蛋白检查报告。他当初在吉林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不愿回答《财经》记者关于王哲病情的询问，只是称该院并未对王哲确诊。

　　5月21日，《财经》记者拿着王哲的脑部CT和核磁共振片去了长春另一家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当班医生脱口而出：“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史”？这位医生还说，王哲脑部有明显的水肿，估计是某种气体中毒引起的脑细胞病变。

　　5月22日，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王哲的脑部影像图后表示，其脑部发生了大面积的脑白质病变，很可能是气体中毒，“不是心因性的”。

　　这位医生同时指出，如果是一氧化碳中毒，属于迟发性脑病，“即使现在挺好，一个月以后症状可能还会迟发，如果同伴也有这个情况，就能排除是自己代谢异常的问题，说明是气体中毒”。

　　实际上，根据吉林市政府的通报，4月27日18时30分，腈纶纺纱厂（即线厂车间）门前一氧化碳浓度的瞬时值确实偏高，达到了每立方米24.5毫克。而王哲反映吸入不明气体的时间，正是4月27日晚间。

　　还有一些患者反映，他们的血样检测等结果有多项指标不合格，比如白细胞计数明显低于正常值。他们也希望得到解释。

　　此外，令很多职工感到不解的是，能够引发中毒的不只是一氧化碳，还包括苯胺、硝基苯、苯等有机物。实际上，他们最担心的是含苯有机污染物导致的苯中毒。一位职工表示，“专家组说我们闻到了不同气味，那说明排放的可能不只一种气体呀。”

　　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5月5日才开始对康乃尔化工和吉林化纤布点监测有机污染物，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的专家则直到5月9日才到康乃尔化工检测苯、苯胺、硝基苯、丙烯腈这四种化学品在空气中的浓度。

　　“康乃尔在4月30日都停产了，你再去监测，理所当然会符合国家标准。”60余岁的退休职工程群友说。

　　据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季生福介绍，苯胺在常温下呈液态，如果洒到水泥地上，一两天时间就扩散不见了；如果洒到泥土里，可能扩散得慢一点。但是，无论是苯胺还是一氧化碳等其他有毒气体，经过五六天时间的扩散，可能都检测不出来了。所以，现在就算放100台检测仪，得出的结论都不会有有毒气体，“这样的检测不能令人信服”。

　　季生福指出，通过对病人的血液和呼吸道进行病理检查，会发现是否真正吸入了有毒气体。如某些特殊物质的含量是否正常，是否产生了有毒气体与血细胞结合和反应的产物。

　　还有部分职工在采访中表示：即便后来的很多人属于心因性疾病，那最先住院的那些人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集体中毒”前后的政府角色

事发之前和之后，当地政府部门对于很多本应公开的信息，比如环评报告、气体监测数据、病人病历都采取了严密封锁的政策。种种不透明做法，加重了公众的不信任感

　　在吉林化纤这起“集体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吉林市政府部门行动积极。

　　例如，4月30日，康乃尔化工被政府要求进行整改，增加放空高度以降低一氧化碳环境浓度，同时加强管理，防止生产波动，保持系统运行稳定。

　　据吉林化工学院教授郭景海介绍，康乃尔化工原来的一氧化碳排气筒是按照22米高的规范设计的，但整改后加高到了45米；排气管的位置也后退了181米，至吉林化纤厂区的距离因此增加到近250米。

　　但政府部门的其他很多做法，却颇值玩味。相关政府部门对于有毒气体监测情况讳莫如深，相关医院严密控制病人病历。这些做法，不仅阻碍了对“中毒事件”真相的揭示，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和对政府结论的不信任。

　　《财经》记者了解到，2008年9月下旬吉林化纤部分职工集体住院之后，吉林市环保局等部门就接到了投诉。吉林市环保局可能也从那时起进行了监测。但吉林市政府从未对那次小规模的“集体中毒”事件作出公开解释。而吉林市环保局办公室表示，要得到“市里批准”才能提供数据。

　　对于2009年4月13日康乃尔化工检修工李宏伟的突然死亡，政府部门和康乃尔化工也从未进行过公开解释，以消除公众的疑惑。

　　根据吉林市政府的通报，吉林化纤在4月23日晚向吉林市环保局进行信访举报，并在4月27日下午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吉林化纤集团公司腈纶纺纱厂停车情况的紧急报告》的信访件。

　　而吉林市安监局在4月28日下午，才接到市政府转批的上述信访件。次日上午，该局终于组织专家陪同吉林省安监局领导到康乃尔化工进行排查。

　　4月30日，总部位于长春的《城市晚报》率先报道了吉林化纤职工“中毒”的情况。但报道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很多患者在采访中，向《财经》记者反映了同一个问题：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病历和检验报告。满红岩4月27日从吉林市职业病医院转出时，没有拿到自己的病历资料。王哲5月1日转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但除了脑部影像片子，他手中并没有自己的病历和其他检验报告。

　　5月16日，一位女职工从吉林市职业病医院转入北华大学附属医院，至少三天后仍未拿到自己的病历资料，这给北华大学附属医院的诊治也带来了困难。

　　线厂车间的范灵艳曾经在医院工作过，知道病历资料的重要性。5月19日，在专家组公布“心因性”结论后，所有在市职业病医院住院的吉林化纤患者都被要求出院或转院，范灵艳趁机提出要求，拿到了自己的病例资料。不过，更多的患者至今仍需要单位介绍信，才有可能拿到病历资料；而且即使拿到介绍信，病历也会由医院转给单位，由单位决定是否交给个人。

　　原本属于患者的知情权被剥夺了。

　　吉林化纤的职工们还发现，市环保局在4月23日晚接到吉林化纤举报后，一开始竟然只监测一氧化碳，而忽略了对其他气体的监测。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吉林化纤职工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日渐加深。

　　5月7日上午，一支来自吉林化纤的队伍走向长吉铁路（长春至吉林），堵住位于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一个道口。

　　据目击者说，这支队伍中大部分人是退休职工或年长的家属，堵铁路行动大约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列客车被迫停在队伍不远处。

　　堵铁路行动立刻惊动了吉林市的领导和警察，矛盾被激化。尽管方式极端，但这次行动的一个直接效果是：职工的呼声因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

　　在此之后的5月13日，吉林市政府才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吉林市安监局对康乃尔化工排放问题的处置情况：吉林省安监局和专家一致认为，此次现象不是由于企业生产中设备、管线、工艺等出现泄漏所致，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和事件，而属于生产排放出现的环境影响问题。

　　5月14日，卫生部专家组在吉林市政府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吉林化纤职工身体不适反应，主要与心因性因素有关。

　　卫生部专家组还建议，根据病人病情可给予对症与支持处理，并建议吉林化纤加强员工心理疏导，消除焦虑状态，促进机体康复。

　　但吉林市政府部门并未以更公开和透明的做法，来疏理或化解公众的疑虑，反而继续对康乃尔化工环评和监测资料以及“集体中毒”事件病历进行控制。一些吉林化纤职工和家属的心理也并未得到恰当疏导，他们对“心因性因素”的说法以及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满。5月15日，这些职工和家属在吉林市职业病医院门口“堵了一次马路”，希望与专家对话。

　　更为戏剧性的是，5月18日，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在一份文件中，使用了“认真吸取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泄漏事故教训”的说法。这一表述，与吉林市政府和卫生部专家组的结论明显相左。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份文件出自国家安监总局统计司，统计司通常依据的是来自于各省安监局上报的情况。

　　次日，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删除了有关“康乃尔”的部分，且并未就此作出解释。吉林化纤“集体中毒”事件的真实原因，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除了5月13日和5月14日的两次新闻发布会，吉林市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再发布新的信息。

　　《财经》记者在吉林市安监局、吉林市环保局、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当面提出采访要求，得到的答案通常只有一句：“找市里。”但吉林市委宣传部至今没有回应《财经》记者的书面采访要求。

　　本应公开的康乃尔化工的环评公示材料，《财经》记者至今也未能从吉林市环保局或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获得。

　　信息的不透明，反过来助长了谣言的传播。王哲因病危转到长春住院，传到一些职工那里变成了“有人中毒身亡”。

　　在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份名为《心因性反应科普讲座》的黄色宣传单。这份宣传材料将心因性反应解释为“一组由明显的心理、社会因素所致的心理疾病”。

　　暂且不论吉林化纤职工的身体不适是否确实主要与心因性因素有关，环评公示和听证对于周边居民的刻意回避、患者知情权被有意无意地剥夺，以及政府信息拒绝公开等社会因素，显然对此次事件的发生和扩大产生了直接影响。

谁的康乃尔化工

今天的康乃尔化工不但具备国有控股身份，而且和吉林化纤系同一大股东，当属基本事实

　　从创办到今天，在外人的心目中，康乃尔化工一直是民营企业。直至“集体中毒”事件之后，康乃尔化工在公司网站上的多篇反思文章中，仍为自身的民营地位做哀兵之叹，最新一篇文章甚至题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发生非自身损失，谁会为其买单？”

　　事实是康乃尔化工并非纯粹民营企业，而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吉林市国资委全资持有的吉林市金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金泰投资），正是康乃尔化工持股51%的控股股东。在康乃尔化工的工商注册资料上，金泰投资董事长、现吉林市发改委主任冷杰，才是康乃尔化工董事长兼法人代表。

　　长期活跃在前台的民营企业家宋治平，事实上只是康乃尔化工的副董事长。

　　股权变更发生在近两年前的2007年7月。

　　康乃尔化工创办于2006年。其时，宋治平执掌的吉林康乃尔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康乃尔药业）已经颇有名声，列身吉林民营企业50强之列。康乃尔化工与康乃尔药业虽然有同样的品牌，却一直显示为由香港胜达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港胜达）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企业选址也在与药业相距甚远的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直至2007年3月康乃尔化工的苯胺生产基地开工，前往参加奠基仪式的吉林市领导仍称，康乃尔化工为香港胜达投资的独资企业。

　　当然，香港胜达也是宋治平掌控的壳公司。这家公司2006年4月在香港注册，注册资本1万港元。从工商资料看，该公司总发行股本两股，每股1港元。公司共有两名股东，一为Primefortune Group Limited，是一家注册于英属维京群岛（BVI）的离岸公司；另一名股东是一位名叫SONG Ting Wu的自然人，地址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Madison）。公司仅有的两名董事，分别是宋治平和康乃尔化工的高管李广野。

　　由此，因为掌握着康乃尔化工和康乃尔药业，宋治平出任康乃尔集团董事长。

　　然而，这个集团在苯胺项目奠基后四个月的2007年7月，就将此项目——亦即康乃尔化工的控制权转为国有。接盘人金泰投资成立于2004年，由吉林市国资委出资成立，最初经营范围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与管理”，后又增加两项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化纤产品）”，及“受吉林市政府有关部门委托，从事项目投资及经营”。

　　金泰2007年4月走进资本市场观察者视野。4月17日上市公司吉林化纤发布公告，大股东吉林国资公司和中国信达，分别将所持吉林化纤集团52.65%及45.35%转让给金泰。至此，金泰成为吉林化纤集团持股98%的大股东。

　　三个月后，金泰又进入“外商独资企业”康乃尔化工。交易以股权置换方式完成，康乃尔集团转让苯胺项目控股权51%，换得吉林化纤集团5.01％的权益。

　　交易背景不得而知，交易本身也相当低调。但通过2007年7月的换股，金泰投资、康乃尔化工与吉林化纤集团之间，实际上变成交叉持股的关联公司，其高管亦多身兼二职。比如，金泰投资董事长、现吉林市发改委主任冷杰，同时出任康乃尔化工董事长兼法人代表；而吉林化纤集团董事长王进军，则担任金泰投资副董事长一职。

　　交易后康乃尔化工仍然姓“康”，实际管理权并未发生变化。宋治平对外以康乃尔集团董事长身份示人，其康乃尔化工副董事长身份极少公示。康乃尔化工管理权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不过交易已经完成，今天的康乃尔化工不但具备国有控股身份，而且和吉林化纤系同一大股东，当属基本事实。

　　在吉林，多数人并不很了解这个基本事实。

　　******************

　　关于此次吉林化纤“集体中毒”事件，公众的疑问还远未得到充分和完全的解答。

　　现在，满红岩等大部分患者已经被动员出院，只有王哲、满红梅等少数症状较重的患者仍在住院。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卫生部专家组给出的结论，很多人仍然担心自己是苯中毒或其他气体中毒，担心中毒的潜伏期。

　　更多的职工和家属还担心，当康乃尔化工恢复生产，当这一事件不再被媒体关注之后，他们还会不会受到不明气体的侵袭？“如果风向改变，生活区可能也会受影响。”一位职工说。

　　吉林化纤生活区的一些居民，已在考虑搬家的问题。实际上，吉林化纤的领导，以及经济条件还过得去的职工，早就住到到了市区。留下来的大部分是退休职工，或者是每个月拿1000元出头的普通职工。

　　“我们好些年没涨工资了，十年前每个月拿1000多元，现在还是1000多元，”一位职工说，“我也担心环境污染，想过要离开，但又能咋的，在市里买不起房子呀。”

　　“不管怎样，我还得在厂里上班，可我们车间离康乃尔只有几十米远。”线厂车间的范灵艳说。

　　现在，很多职工将怀疑埋在心里。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们担心单位不给支付医药费，担心工作会受影响。他们暂时保持缄默，不敢去索要病历，也不敢要求当地环保部门定期公布有毒气体监测数据和结果。

　　对于大部分不得不继续工作和生活在康乃尔化工周边的人，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5月21日，康乃尔化工在整顿之后重新开工。■

　　本刊驻香港记者王端，本刊记者陈竹、刘京京，本刊实习记者周燕、张雅謘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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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三八妇女节的原因，遗传学、免疫学工作者杨海涛在其科学网博客点评了多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并特别提到一位本应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女科学家——周芷（Louise T. Chow）。

        周芷是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的教授。她1943年生于湖南，后迁到台湾。从台湾大学农业化学戏毕业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75年，周芷进入著名的冷泉港实验室。

         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Phillip Sharp和Richard Roberts，以表彰他们在1977年分别发现了不连续基因，或者说断裂基因（RNA Splicing)。然而，不少科学家认为，比Roberts更值得获奖的其实是周芷。

         1994年，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周报曾刊登对周芷博士的人物专访。根据这篇专访，周芷对于诺贝尔奖的回应是，“这已是难以挽回的事实，只有静待有心的科学史家去发现真相。

         该报道同时透露，周芷没有生育。而阿拉巴马大学网站刊登的周芷简历（更新时间为2001年）显示，她持有美国绿卡，并未加入美国国籍。

          周芷与Thomas Broker是一对科研伉俪。目前，两人仍然在从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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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杨海涛在科学网博客上关于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案的介绍：

        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Phillip Sharp和Richard Roberts，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断裂基因（RNA Splicing)。然而，该发现在 1977年《细胞》杂志第11卷第4期发表时，论文领衔署名的作者是出生在中国湖南（后来从台湾旅居美国）的女科学家周芷，而获奖的Roberts根本就未署名。第二篇论文发表于同年同一杂志第12卷第1期，第一作者仍是周芷，而作为实验室同事的罗伯茨则署名在最后（很像大多数文章中通讯作者的地位）。诺贝尔奖委员会把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达28年之久而不愿加入美国国籍的周芷排除在外，人们自然纷纷不平。

    对于周芷未能获奖的事，笔者也很深感不平。1993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笔者是参加了的，二位获奖人也都曾来我校做学术报告，对Sharp的报告印象很深，而自已包括同事们都对Roberts的报告印象很浅！据说当时诺贝尔奖委员会误以为Roberts是实验室主任，其实那个实验室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任，Roberts自然也不是什么实验室的主任，只不过是周芷和Roberts的分工不同，所以才有了署名第一和最后的问题。工作中，周芷博士所做的贡献明显大于Roberts！退一步讲，如果Roberts真是周芷士当时实验室的主任，周芷的另一篇论文就不会不写Roberts的名字了。

    造成这件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冷泉港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Watson在推荐人选时极力推荐他自已喜欢的Roberts，而没有推荐周芷。鉴于沃森博士的巨大影响力和权势，这桩诺贝尔获奖历史上的冤案也许会一直石沉大海。

以下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周报第478期对周芷的人物专访：

諾貝爾醫學獎的遺珠－－周芷博士

週報特約採訪          陳芊斐

      三月天，春雨綿密地下著，霉菌和病毒也在微雨中蠢蠢欲動，兩

  場有關人類腫瘤病毒的演說，在生醫所的演講廳開講了，主講者是夫

  妻檔的Dr.  Broker 與周芷博士。講台上的周博士正以流利的英語解

  說病毒的分化等等，身材顯得嬌小，但語調平穩有力。對於去年諾貝

  爾醫學獎揭曉以來，對於家人所造成身心各方面的衝擊，周博士冷靜

  地說：「這已是難以挽回的事實，只有靜待有心的科學史家去發現真

  相。」到底真相如何呢？讓我們細說從頭。

      一八六六年孟德爾提出「豌豆雜交實驗」，即著名的「孟德爾遺

  傳律」，為現代遺傳學奠定了基礎。遺傳學所研究的就是基因的構造

  和變異，而基因的主要作用是製造維持生命的各種蛋白質，其製造過

  程是將細胞中DNA  上的遺傳信息的密碼，藉著信使核醣核酸（m RNA

  ）轉錄到細胞質中的  RNA 上，再由RNA 轉譯成蛋白質。這些密碼每

  三個一組，決定蛋白質上的一個特定胺基酸。以往的科學家都認為這

  些密碼在基因中是連續的，一直到西元一九七七年周芷、羅伯茲及夏

  普等同時發現，製造蛋白質的這些遺傳密碼，在動物細胞的DNA 上其

  實並不連續。這個現象整個改變了大家對基因的認識，也為分子遺傳

  學的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紀元，羅伯茲與夏普並因此項發現同獲1993

  年諾貝爾醫學獎，但周芷博士卻未獲獎。消息傳來後，引發了不小的

  風波，因為羅伯茲之所以得獎，是根據他在  1977 年發表在cell 第

  12卷上的一篇重要論文。該篇論文周芷為第一位作者，羅伯茲敬陪末

  座為第4 位（也是最後一位）。周與羅並無從屬關係，這篇論文之形

  成原是羅伯茲向周芷提出合作建議，共同測試他所提出有關VA RNA做

  為引子合成  Ad mRNA 的假設，這個假設經周芷由電顯證明是錯誤的

  。所以周芷與羅伯茲再次設計另一個實驗，由羅伯茲提供單股病毒

  DNA  ，周芷提供完整的DNA，另一個合作者Lewis 實驗室提供周芷利

  用「R   －圈環」技術定性出來的腺病毒信使 RNA。所有實驗皆由周芷

  執行、進行觀察，並分析結果，提出關於不連續基因的實驗成果。但

  最後得獎的是羅伯茲而非周芷，實在令人不平。如今事隔數月，儘管

  餘波盪漾，周博士已努力平順自己心中的不服，只希望研究能繼續更

  上層樓。

      周芷博士1965  年自台大農化系畢業後，即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生物系攻讀博士學位，拜在大師Norman Davidson 門下，學習利用電

  子顯微鏡研究病毒基因的結構，並在Davidson實驗室結識了Dr.

  Broker，後來結為連理。1975年周博士轉赴紐約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  ），與 Dr. Broker共同主持電子顯微鏡組，利用

  1976 年 Davidson實驗室發展出來的一個新技術，叫「Ｒ－團環」（

  R-loop）來測定病毒RNA的長度與這些RNA在基因上的確實位置，也

  就是這個技術發現了不連續基因，而當時所研究的病毒是第二型腺病

  毒（adenovirus2）,這種病毒除了造成人類呼吸道感染，甚至可以

  使正常細胞轉化成癌細胞。周博士基於腫瘤病毒的研究有其臨床的意

  義，也轉而研究人類腫瘤病毒。由於冷泉港沒有醫院配合支援，所以

  周博士與  Dr.     Broker 於1984年轉赴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繼續創造

  研究生涯的另一個高峰。周博士與 Dr. Broker目前任教於阿拉巴馬

  大學醫學院。

      身為女性科學家，周博士認為並未曾遭到性別歧視，也不覺得先

  天上有什麼較大的限制，事實上國內外有很多很多優秀的女科學家。

  不過這次的諾貝爾事件多少讓她覺得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平常不熟識

  的人常會誤認為與 Dr. Broker 有微妙的「從屬」關係，先

  生是主角，她是配角。這種盲識她不覺得有必要去澄清，因為知情的

  人知道真相為何，所以她認為夫妻檔是利多於弊，因為兩人志趣相投

  ，目標一致，團結力量一定大呀！

      生命科學的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目前中研院無法招收

  研究生，也缺乏較好的條件吸引好的人才來從事博士後研究，所以傾

  向整合的呼聲頗高，希望能集合有限的人力資源，群策群力，做比較

  有實用性的題目交出更好的成績來。對於這點，周博士認為實用性固

  然重要，但基礎研究更重要，而且基礎研究的方向這麼廣，有的研究

  題目適合整合，有的比較冷門的題目無法整合，但仍然值得堅持下去

  ，這兩種類型的研究是可以並存，各有各的發揮空間。她對院內生醫

  所及分生所有比較多的接觸，對這兩所的設備及研究人員素質都有極

  好的評價。

      去國將近三十年，在美國科學界也闖下不小的名號，生活中除了

  研究之外，便是教學，非常地忙碌，沒有時間生小孩，更別提有時間

  去想什麼認同的問題了，畢竟「科學無國度」有其一定程度的真實。

      生命是這樣的奧妙，永遠有挖掘不盡的奇妙現象，一點發現就是

  一大快樂，所以沈潛其中的科學家有時候是很幸福的，但是生命中也

  常有些事叫人無奈，譬如說這次的諾貝爾獎風波，譬如說這雨該下不

  下，不然就不停地下著，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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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土生土长的藏族官员，会怎样看待气候变化？

2008年9月中旬，我们几位同行自发组织过一次“气候变化西藏行”——实地走访西藏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

第一站是那曲。那曲位于藏北高原，距离拉萨300多公里。选择那曲，原因之一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正在那里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项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方面并没有研究人员长驻那曲。不过，项目负责人林而达研究员事先向我们推荐了一位采访对象：那曲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江村旺扎。 林而达与江村旺扎相识于2003年。那一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赴那曲调研草原保护与建设。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林而达，是调研团队的一个主要人物。

当时的江村旺扎，是那曲地区农牧局的党组书记。他代表那曲向调研团队汇报藏北高原生态环境的问题，给林而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藏北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长江、怒江、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面积近一成。林而达长期研究气候变化，并多次亲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深知藏北高原在气候变化之战中的重要地位。

但令人痛心的是，藏北高原的草原生态近年来退化严重。于是，林而达决定与江村旺扎开始合作，首先利用卫星遥感对那曲地区的草地退化现状进行监测。

林而达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所争取到一笔研究经费，并帮助那曲地区培训技术人员。但经费还是不够。江村旺扎专门跑去找西藏自治区的有关领导，做起“游说”的工作。

江村旺扎没有对我们透露当初的“游说”细节。不管怎样，他最终获得了所需的经费。

在草地退化遥感监测的基础上，双方又共同绘制了那曲地区的草地生态功能区划——其土地被划分为严格保护生态区、重点治理与控制利用区，以及资源开发利用区。

据说，这是西藏第一个地区性的生态功能区划方案。但问题在于，方案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最终无法执行呢？江村旺扎的回答是，这个方案分发到了那曲各级官员手中，正在成为当地“国土综合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建设规划的理论基础”。

那曲地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本来，在距离那曲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不太远的地方，研究人员设立了一个载畜量试验基地。所谓载畜量试验，是将试验草地划分为若干块，按周期进行牛羊的轮牧，以估算不同气候和生态条件下草地所能承载的牲畜数量。江村旺扎说，希望今后可以为牧民提供“载畜量”的预测服务，“就像天气预报那样”。

但青藏铁路通车以后，那曲要修建一个大型物流中心，占用了原来的载畜量试验基地。这让江村旺扎感到惋惜，“就像是一个电视记者没有了摄像机。”

后来，研究人员在安多县新选了一片试验基地，载畜量试验才得以继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科技支撑重点课题“藏北生态屏障区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示范”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的试验基地海拔接近5000米，再往前不远就是著名的唐古拉山口。江村旺扎带着我们这些记者，沿青藏公路驱车北上。 在公路两旁，不时可以见到一些光凸凸的草地。江村旺扎给我们介绍这些退化草地时，看上去颇有些伤感。

草地和畜牧业是那曲的根基。但不幸的是，受气候变化、人为干扰、过度放牧和鼠害等因素影响，当地的草地退化非常严重。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与那曲地区合作开展的遥感监测，截止到2004年，那曲共有3.2亿亩草地出现退化，占该地区草地总面积的一半，其中重度和极重度退化面积超过0.6亿亩。

江村旺扎及其同事并不打算坐以待毙。从那曲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出发，驱车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一片已经退化的草地。尽管同行的有那曲地区农牧局的技术人员，但江村旺扎还是亲自上阵，给我们讲解这片草地上正在进行的试验：通过从怒江源头取水、采用喷灌方式补充水分，以及结合补播、施肥、灭鼠等措施，以逐渐恢复退化草地的生产力。

江村旺扎还打算带我们去看更为偏僻的载畜量试验基地。但我们这些记者中已经有人出现了高原反应，只好往回撤退，留下了一些遗憾。 江村旺扎表示，希望通过退化草地恢复、载畜量评估等技术示范，摸索出藏北高原适应气候变化的合理方案，然后在牧民中传播和推广相关。 “气候变化是影响草原生态演替的一个主要因素，传统产业只能从如何适应的角度去思考”，他说，“对于藏北草原生态的认识，以及如何指导草原畜牧业，只能从我做起，从基础研究开始。”

和我们的交谈中，江村旺扎还提起了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湖泊水灾。从2004年起，那曲地区那曲县那么切乡就不断被上涨的湖水侵扰，共有200多户牧民迁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

江村旺扎清楚地记得他闻讯赶到那么切乡水灾现场后目睹的情景：肆虐的湖水一路上行，穿过位于低洼处的草场，慢慢向高处侵入。很多牧民的房屋和畜圈羊棚都快被淹没，还有一些牧民的房屋开始冒水。

“从明朝以来的史料和牧民的传说中，都未曾发现有类似的事情。”他补充说。

在很多科学家看来，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消退加速，正是藏北高原湖泊水位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江村旺扎的脑子中，还记得这样一个数据：由于湖水上涨，那曲地区已经搬迁和等待搬迁的有上万人之多。要知道，整个那曲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42万人。

对这位藏族地方官员而言，气候变化早已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和我们告别之前，江村旺扎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西方科学家可以从他们的空气中检测出亚洲飘过去的污染物颗粒，中国科学家能不能在青藏高原找到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前开始排放温室气体、并且影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证据？

据说，这个问题难住了气候变化专家林而达。

来源：ChinaDialogue 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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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李虎军   [2009年01月29日]

“5·12”汶川地震当天凌晨，有研究人员根据设在攀枝花地区的红格台记录推测，5月12至13日，在以这个台站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环带范围内，将发生特大地震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虎军】“5·12”汶川地震至今已有八个多月，灾区也在平静之中迎来了震后第一个春节。

　　但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退休研究员钱复业和赵玉林的内心，或许依然难以平静。

　　就在春节之前，这对夫妇和20多位同行在2009年1月号《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可能会引发极大关注和争议的论文。

　　他们在论文中表示，设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的一个观测台站，从2008年4月30日起，就记录到汶川地震的短临前兆。尤其是在5月12日凌晨，这个台站更是记录到了超过平时观测标准偏差10倍的“讯号”。

孤独的红格台

　　当时，这两位已经退休10多年的老人彻夜未眠。在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后，他们赶在汶川地震震前十几小时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5月12至13日，在以红格台为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的环带范围内，将发生7.9至8.4级的地震。”

　　不过，遗憾的是，两位老人并未向职能部门报告其分析结果。或许，他们的心中有很多顾虑。

　　实际上，他们的分析结果即便准确无误，恐怕也难以提前做出有针对性的准备；毕竟，600公里至800公里环带这个范围太广，而且往南已经出了国境线。

　　赵玉林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只有一个台站在工作, 没有办法给出具体震中位置，这让我们非常痛心。”

　　据他介绍，至少需要三个台站的观测记录才能确定震中。但由于雷击仪器损坏、导线被盗、缺乏维护经费等原因，在汶川地震之前，川滇地区布设的四个试验性地电台，只有红格台仍在工作。

　　“这表明地震是有前兆的，地震可以预测、预报，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地震的短临预报是可行的。”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表示。

　　《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由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也是地球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国内学术刊物之一。

HRT波的争议

　　赵玉林和钱复业对地震监测预报的探索始于40多年前。早在1966年，他们就在河北邢台实验场进行地电观测——观测地震发生前后，由于地下形变造成的电阻率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带来的游散电流，使地电阻率观测受到严重干扰，赵玉林和钱复业的研究也陷入停顿。

　　但令这对老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儿子、目前在天津海泰光电科技公司工作的赵璧如加入了研究的行列。

　　赵璧如提出把孕震过程、产生前兆的机理视为“黑箱”，仿照工业生产中通常使用的“探伤”方法，并建立相应的数学计算模型。此外，他还利用通讯中的码分多址（CDMA）技术，研发出PS100型远程监控大地电测仪系统。

　　2004年，中国地震局投入150余万人民币，支持在川滇地区布设四个试验性的地电台，并采用了PS100系统。这四个试验台站的建立，与钱复业、赵玉林等人2003年底提交给中国地震局的内部报告有关。他们在报告中称，中国西部地区未来三年内存在7级以上乃至8级特大地震的可能，建议在川、滇地区增设地电台站。

　　钱复业、赵玉林等人，还提出了潮汐力谐振共振波（简称HRT波）的概念。他们认为，HRT波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地震波概念的波，而PS100系统精度高、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能够捕捉到HRT波，“台网记录到这种波动时，则预示地震即将来临。”

　　他们2006年曾在《国际地震动态》杂志发表论文称，2004年12月26日的印尼巨震发生之前约三个月，出现了周期等于潮汐力周期、振幅异常增大的地电潮汐力谐振波（HT波）；地震前两天，则出现了“一种在地壳多孔岩石孔隙流体中传播的声波”——地电潮汐力共振波（RT波）。

　　《国际地震动态》杂志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对《财经》记者说，编辑部之所以发表钱复业和赵玉林等人的论文，并不一定就代表认同作者的观点，而主要是为同行提供交流和争鸣的机会。

　　实际上，对于钱复业和赵玉林等人提出的HRT波概念，一些地震研究人员并不认同。对于HRT波到底来自哪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波，都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能否实现突破？

　　据赵玉林介绍，他们的系统自2004年运行以来，记录过不少于20次地震的HRT波前兆，其中大部分地震发生在国外。

　　不过，由于难以区分一些干扰，比如不同震源的叠加，系统也出现过多次错误判断，或者说“虚报”。

　　2004年的印尼特大地震前，这些研究人员根据地电台观测到的信息，就曾经误以为川滇地区会有大地震。

　　赵玉林说：“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从远处震源传来的信息。而且，由于距离（印尼特大地震）震中相对距离更近，南边的红格台总是比北边的冕宁台先记录到异常。”

　　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博士看来，钱复业和赵玉林等研究人员“发展出了一种可以使用的方法，他们有什么预测意见，我们也会重视。”

　　他同时告诉《财经》记者，这个方法也“虚报”过一些事件，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目前所有的地震预报方法“不可能一有异常就是地震”。

　　刘杰还说：“从科研的角度出发，这种新方法值得鼓励，值得进一步发展。”

　　许绍燮也表示：“尽管他们还有一些问题说不清楚，但这个方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有价值的信息多起来以后，对地震的认识才会更清楚。”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所的前身——分析预报中心第一任主任梅世蓉则对《财经》记者说，钱复业和赵玉林做研究非常艰难，“只剩下一个台站的话，怎么搞预报？如果多给他们添几个台站，机会也会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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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见《财经》杂志总第230期 出版日期：2009年02月02日

除了GPS和“北斗”，一种基于通信卫星的“经济型”导航系统，亦有望成为中国用户的新选择

 □《财经》记者 李虎军

        几乎在一夜之间，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就从军事领域，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如今在市场上，不仅装有车载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家用轿车比比皆是，可供登山等户外运动爱好者使用的手持式设备也已风靡一时。

　　迄今为止，美国GPS仍然占据着中国卫星导航市场的绝对份额。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系统，也正在迅速起飞：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北斗二代”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2009年将有多颗卫星发射升空。

　　然而，在参与欧洲伽利略（GALILEO）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继续推进“北斗”之外，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还有着另外一个秘密武器——CAPS。

　　这个已经进行多年的“经济型”卫星导航项目，其进展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难以被公众所知晓。直到2008年12月，在《中国科学G辑》组织出版的一份专刊上，研究人员集中报告了该系统的研制进展之后，人们才有机会掀开其面纱的一角。

CAPS横空出世

　　所谓CAPS，是“中国区域定位系统”的简称。这种全新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制，始于六年多以前的一次“头脑风暴”。

　　2002年11月初，位于现在的北京奥运村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时任台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艾国祥找到同事施浒立和颜毅华，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讨论一个宏大的命题：如何开发“经济型”卫星导航系统。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当时最为成功的卫星定位系统，即美国的GPS，从研制到最终投入使用，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和数以百亿计的美元。而前苏联也投入巨资研制格洛纳斯（GLONASS）, 其导航星座至今仍不完整。

　　虽然中国已经决定加入“伽利略计划”，同时也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北斗系统”，但研究人员还是希望尝试一些新的想法，看能否有更经济实惠的方式来实现区域导航定位。

　　这场思想的碰撞持续了好些天，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李志刚等科学家后来也被邀请加入。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施浒立告诉《财经》记者，上述这些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均可称为直播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也就是说，导航电文及测距码在卫星上直接产生，然后下行广播给用户定位。因此，都需要发射专门的导航卫星来承担这一任务。通常需要30颗左右的导航卫星才能覆盖全球。

　　在思维碰撞中，艾国祥及其同事提出了转发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理念，即导航电文及测距码在地面产生，上行至卫星，利用卫星上的信号转发器，再下行广播给用户定位。这样，系统就可以少发射甚至不发射专门的导航卫星，而利用商用的通信卫星组成导航星座。

　　如果这一设想实现，显然可以极大地降低导航系统的部署时间和成本。因为一般而言，空间设备研制周期长、投资大，星载设备尤其如此。以作为导航的时间和频率基准的星载原子钟为例，其价格昂贵、研制难度大，目前只有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完全掌握这一技术；而且，即使研制成功，往往精度也要略微逊色。

　　转发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则可以将原子钟安置在地面导航站。李志刚研究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就回避了星载原子钟的技术瓶颈。”

　　这种新的导航系统理念，一经提出，很快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解放军总装备部的支持。

　　2005年6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上海微小卫星中心、微电子所和自动化所等研究机构，与卫通集团等其他国内机构，合作研制出转发式中国区域定位系统(CAPS)的验证系统，并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验收。其粗码信号的定位精度达到20米左右，精码则达到10米左右，已经与GPS民用码的精度相当。

　　据了解，这个验证系统的研制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经费则不到美国研制GPS的千分之一。当然，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中国天文系统在长期基础研究中所积累的信号被动接收、微弱信号检测、卫星测轨定轨等技术的应用。

退役卫星“第二春”

　　在CAPS验证系统的研制过程中，研究人员首先租用了在轨的商用同步通信卫星上的信号转发器，组成验证系统的星座。不过，由于租用的卫星都处于地球同步轨道上，难以实现三维定位。

　　研究人员最初的设想是，发射倾斜轨道的通信卫星组成导航星座，来解决三维定位的问题。后来，他们却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一种更省钱的办法，那就是开发退役卫星的“第二春”。

　　中国卫通集团退休专家陈吉斌参与了CAPS系统的研制。这位原亚太卫星公司副总裁告诉《财经》记者，退役卫星上的设备并未损坏，只是燃料快消耗完了。

　　不过，为了保证业务不间断，卫星公司必须在卫星寿命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发射新的同步通信卫星完成更替。也就是说，卫星退役前还有一定的剩余燃料。

　　研究人员通过多次讨论，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思路：利用退役卫星上的剩余燃料和转发器资源, 将其纳入导航星座。

　　因为当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正常运行时，需要在经度和纬度方向同时保持姿态；而如果将其作为导航卫星使用，只需要对经度方向进行保持和调整，纬度方向则任其自由漂移，这样反而可以改善导航星座的空间布局。

　　陈吉斌对《财经》记者表示，与同时调控卫星的经纬度方向相比，该调整模式所消耗的燃料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样，那些剩余的燃料，就足以支持卫星的长时间使用。

　　于是，2005年，CAPS项目组从亚太卫星公司购买了退役卫星亚太1号。这颗卫星的燃料原本只剩下几个月，但被“征用”至今已有四年多，仍然运转良好。2008年，项目组又购买了另一颗退役卫星：亚太1A号。这颗卫星的剩余燃料更多，预计可供CAPS使用约十年。

　　代表项目组去洽谈退役卫星购买事宜的，是国家天文台高级工程师蔡贤德。他对《财经》记者直言，这样的生意很好谈，“像我们这样的买家太少了”。因为对于卫星公司来说，不仅多了一笔预算外的收入，还省去了处理退役卫星这种“太空垃圾”的麻烦。

　　项目组在《中国科学G辑》发表的论文中表示，今后几年内, 中国还陆续会有鑫诺1号、鑫诺3号、中卫1号、亚洲2号等卫星退役，这些退役卫星的剩余价值均可得到利用。随着这些通信卫星陆续加入导航星座，整个系统的精度也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此外，在蔡贤德看来，退役通信卫星的变废为宝，也有助于维护中国的“空间主权”。

　　因为就像土地一样，空间的轨（道）位（置），同样是非常宝贵的资源，退役卫星如再利用，就可以继续占据原有的轨位甚至新的轨位。

市场能否“芝麻开门”

　　与直播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相比，CAPS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导航通信一体化。

　　据陈吉斌介绍，通信卫星上的转发器很多，借助这些丰富的转发器资源，研制出可双向通信的接收机，就可以使系统实现导航通信一体化。

　　早在2006年，CAPS的导航通信一体化试验，就在车辆行进中和船舶海上航行中试验取得成功。此后，相关的试验及应用也一直在开展。

　　相比之下，现有的GPS只有导航定位功能，无法在系统内解决回传通信问题。因此，当车辆在野外行驶时，用户中心无法知道其下属车辆的情况；在战场上，上级指挥机关无法知道战场的态势；导弹发射以后，也无法评估打击效果。

　　在导航星座布置上，CAPS也比较灵活，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倾斜轨道卫星、中高度轨道卫星等。即可以不搞全球星座均衡布局，而是从区域应用实际需求出发考虑最优星座布局。

　　此外，转发式卫星导航系统采用的是C波段，可租用的卫星资源丰富。

　　“GPS等系统使用的是L波段，频段资源少，几乎没有伸脚的地方了。”蔡贤德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李志刚还告诉《财经》记者，从理论上讲，CAPS的定位精度今后有可能高于GPS。因为影响定位精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原子钟和卫星轨道测量；而地面原子钟在精度上可以比星载原子钟高出一两个数量级，且易于维护和更新。

　　他和同事利用新的时间比对技术，已经获得了优于两米的卫星轨道测量精度；这一精度，已经与GPS可以提供的卫星轨道测量精度相当。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刘基余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科学家能够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自主开发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工程实用价值的导航系统，实属难能可贵。

　　不过，他也提醒说，CAPS要想在精度乃至综合性能上与其他导航系统竞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CAPS项目组成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承认，CAPS需要修正误差的环节，就比GPS多一些。

　　此外，尽管整个CAPS系统的建设费用低出一大截，但对于用户来说，其接收终端的价格与GPS不会相差太多。这或许会影响其在市场上的吸引力。

　　但项目组认为，CAPS这种的系统仍然有着广阔前景。毕竟，像美国GPS这样庞大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财力承担的。而且GPS系统是30年前的技术方案，在伊拉克战争中已经暴露出抗干扰差等缺陷。

　　对于希望开发国内卫星导航产业的国家而言，尤其是中小国家，CAPS无疑是个不错的“候选者”。在项目组看来，CAPS的投入成本低、建设周期短，大约只需要30亿元人民币和两三年时间，就能迅速建设一个覆盖三分之一地球、且包括中国国土在内的系统。

　　“建设（CAPS）这样的系统，将来不一定非要成为国家行为。有魄力的大公司，说不定也可以投资。”施浒立说。

　　一位长期从事卫星导航定位研究的专家则向记者表示，考虑到国家战略需求和技术成熟程度等因素，“北斗系统”理应成为中国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建设的主打。而CAPS这一系统，也值得继续探索和试验。■

　　本刊实习记者程晗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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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浪网、腾讯网等网站均转载了《新快报》一则题为《候鸟南徙带来病毒？ 》的报道，其中提到：

“针对今年禽流感疫情的新形势，记者昨日采访了省农业厅党组成员总畜牧兽医师蔡树淦。蔡树淦表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情况从北到南分布是正常的。他解释，基于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特点，冬春季节气温下降，天气比较寒冷，禽流感病毒就会比较活跃，而这正是候鸟从北向南迁徙的时候，因此病毒很有可能随候鸟被带至南方。加上禽类在天气寒冷的季节抵抗力相对下降，因此感染病毒的几率也增大，这三个原因使得禽流感疫情往往呈现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

广东省农业厅总畜牧兽医师蔡树淦关于这一轮人禽流感疫情从北到南分布的说法，并不准确。首先，目前报告的病例只有四起，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一些散发的人禽流感病例完全有可能被漏诊，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

更为重要的是，蔡树淦忽略了一个情况：山西省两岁女童的母亲早在12月下旬就已发病。尽管没有留下标本，无法确诊这位母亲是否感染了H5N1禽流感病毒。但从公开的临床症状来看，她很可能是感染了人禽流感。既然如此，她的发病早于山东确诊病例，也早于山西确诊病例（她的女儿），又怎么能说疫情是“由北向南发展”呢？

的确，禽流感病毒的传播与候鸟迁徙有一定关系。但具体到这一轮人禽流感疫情，所谓疫情从北到南发展、病毒很有可能随候鸟被带至南方的判断，未免缺乏依据。

再说了，候鸟迁徙的具体时间和路线，能否和这一轮人禽流感疫情对上号，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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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李虎军   [2009年01月16日 18:02] 　

对于纳米产品已大行其道的中国，除了切实加强风险和伦理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尽早建立公众沟通和参与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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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虎军】韩国三星公司（下称三星公司）或许没有料到，它推出的一种高技术产品——纳米银洗衣机，竟然会引发轩然大波。

　　这种洗衣机的内筒含有尺寸为纳米级的银离子。三星公司称，纳米银可以去除衣物上99.9%的细菌。但著名环保组织“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则要求三星公司召回纳米银洗衣机，理由是纳米材料可能给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潜在的风险。

    2009年1月14日至15日，在英国研究理事会中国代表处于北京举行“纳米监管与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的角色”学术研讨会上，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的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教授表示，纳米技术的安全性如此引人关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纳米革命”的两面

　　1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直径的数万分之一。在小于100纳米的尺寸范围，很多材料可以显示出特殊的物理化学特性。例如，一些含有纳米材料的化妆品，就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这对于爱美女士而言不啻为福音。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尺度下，很多材料所表现出来的不寻常的属性，很多人士将纳米技术视为另一场工业革命的引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里·克罗托（Harry Kroto）就曾经将纳米技术的重要性与瓦特的蒸汽机相提并论。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曾经预测，到2012年，全世界纳米技术产品的市场将超过1万亿美元。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纳米技术的研发，投入了大量经费。与此同时，“纳米革命”的另一面，即纳米技术潜在的风险，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已经存在大量天然或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纳米颗粒物，如空气中的超细污染物颗粒。而纳米尺度的超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甚至远远大于已经被中国环保部门纳入日常监测的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

　　同样地，人们担心，在人工纳米材料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由于其特性与常规物质有很大差别，也可能给环境和健康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当然，由于安全性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尚缺乏与纳米材料风险有关的科学数据。就三星公司的纳米银洗衣机而言，目前也并无证据表明其纳米银材料已经对环境和健康构成危害。

　　不过，“风险预防”或者说谨慎性原则，在全世界都正在深入人心。人们希望在纳米技术等新技术的风险出现之前，尽可能地进行防范和干预。

　　在“风险预防”的实践中，公众及早参与成为关键环节之一。在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让公众从“上游”参与纳米技术研究和政策的讨论，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以转基因为鉴

　　这种风尚的兴起，与转基因技术发展目前所遭遇的尴尬局面可以说不无关系。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迅猛发展，大豆油等转基因食品已经出现在全球各大超级市场的货架，还有更多的转基因食品在排队等待上市。但另一方面，很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充满疑虑，甚至表达出强烈的反对之声。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态度更为明显。

　　英国杜伦大学风险研究所负责人菲尔·麦克纳顿（Phil Macnaghten）教授告诉《财经》记者，要想避免纳米技术重蹈转基因技术的覆辙，让公众更早参与对话和讨论影响纳米技术的研究和政策，或许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如果只让公众在“下游”参与，很可能为时已晚。或许届时，已经很难改变公众业已形成的印象或者说认识了。

　　目前，在欧盟经费的资助下，麦克纳顿教授及其同事正在从事一项名为“深化伦理在新兴纳米技术领域中的运用与参与”的研究。

　　这个研究团队募集了一些公众，由项目组提供纳米技术发展的背景信息，然后进行先后两次讨论。他们发现，很多人对纳米技术的发展表示担心，但并不是一概地反对或支持，而是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

　　麦克纳顿说：“公众关心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谁来掌控纳米技术？纳米技术在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会不会带来危害？某种纳米技术产品是不是真正为社会所需？”

　　麦克纳顿教授透露，一个月后项目组将举行一次研讨，邀请公众代表与科学家和官员共同讨论纳米技术发展的政策走向等问题。

负责才有未来

　　另外一个值得欣喜的变化是不少科学家也表示出“负责任地”研究纳米技术的积极姿态。

　　早在四年前，英国剑桥大学纳米科学中心主任马克·韦兰德（Mark Welland）教授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邀请社会科学家罗伯特·达博岱（Robert Doubleday）博士加入其研究团队。达博岱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公众参与在纳米技术政策中的角色。

　　此外，剑桥大学纳米科学中心还发起了“纳米陪审团”(NanoJury)活动。这个“陪审团”由25名公众代表组成，通过这个平台，公众可以充分表达他们对纳米技术研究和政策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与很多科学家几乎是水火不容的绿色和平组织，也是“纳米陪审团”的发起者之一。

　　达博岱博士告诉《财经》记者，更多地倾听公众的声音可以让科学家和决策者们认识到，纳米技术研究也是一柄双刃剑，其潜在影响非常复杂。

　　相比之下，虽然在中国的市场下，形形色色的纳米产品已经铺天盖地，从纳米洗衣机到纳米药物甚至纳米鞋垫等比比皆是，但中国学术界对纳米技术的风险和伦理等问题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伦理教研室胡林英博士告诉《财经》记者，中国是纳米技术这一新兴领域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科学家们所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已位居世界前列，但纳米技术的风险和伦理研究明显滞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甚至还回忆起几年前中国科技部组织的一次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技术计划（863计划）的会议，科技部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务之急是在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而不是关注什么风险和伦理”。

　　当然，中国科学界的观念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政府部门的研究经费也已经开始资助一些科学家研究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和毒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依然难以得到资助来研究纳米技术的相关问题。至于广大的中国公众在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等领域，则更谈不上多少知情权和话语权。这种现状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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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7日，由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主办的“科研诚信法律问题”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举行。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易继明教授的一番发言颇为尖锐，特在此摘录：

科研不诚信问题可能跟商业贿赂一样，市场环境很差，很难治理。但难治理也得治理！

从根本上讲，影响这个问题的因素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科研自由方面对它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的科研到底是不是自由的？

另外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科研中的课题制度、职称评聘制度。

前一段时间，我跟永俭秘书长（注：国家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秘书长孙永俭）吃饭，当时聊到了那个“汉芯事件”的案例。在他们诚信办公室的咨询专家中，相当多的专家对这样一种不诚信或不端行为义愤填膺，说这种行为应该入刑，应该作为犯罪来治理、来惩戒。我们能够这样来惩戒吗？又如何适用刑法呢？

你反过来想想，科研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和环境，这个课题最终签订委托合同的是谁？不是陈进本人，是上海交通大学这个单位签订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学校利益或学院利益包括在里面。

刚才段会长（注：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段瑞春会长）说了，学校为了能推举出一个院士就采取“集体造假”的方式。

就目前课题研究成果水平而言，我个人对社会科学项目的一个判断是，凡是通过承担课题项目方式完成的科研成果，其学术质量往往不高；相反，学术质量较高的一些科研成果，往往来自于学者自我的兴趣。越是重大的课题项目，课题研究质量越差！

重大的课题谁能拿到？当然，我这个院长可能还不够级别，很多时候需要校长、副校长他们挂帅才能拿到，可是他们有功夫坐下来好好地做课题研究吗？在目前的教学科研管理行政化的背景下，大多数校领导都很忙，是没有时间的。那由谁来做课题呢？只好指挥一帮研究生来做。不是说我们研究生就不能做课题，而是目前研究生招生与教育体制、学业规划、就业环境等，客观上造成大量的研究生不可能很好地作为科研骨干力量去参与项目研究。所以说，这种课题项目及其评审制度、职称评聘制度，已经扭曲了科学研究本身的一些东西，包括相应的评价体系。

确实，国家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做了很多的具体工作，比如说他们在“抄袭”这个问题上，在“伪造数据”的问题上，在“不当署名”这个问题上，都做了很多的基础性工作。但做了这些基础性工作之后，如何去处罚、如何去惩戒？其中，又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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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将启动高层次人才新计划

未来五年有意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支持领军人才600名，所获资助将大幅度超出此前的“百人计划”入选者

http://www.caijing.com.cn/2009-01-12/110047079.html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虎军】未来五年内，中国科学院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支持领军人才600名。此外，作为中国打造创新型国家的“旗舰”，该机构还将引进培养学术技术带头人600名，培养造就优秀支撑和管理人才600名，培养支持青年创新人才6000名，同时吸引和资助海外优秀学者和外国科学家1500名到该院工作。

　　在1月12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该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透露，自2009年起将全面启动实施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

　　白春礼表示，中国科学院各类人才计划将整合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计划”“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支撑与管理人才培养计划”和“海外智力引进与人才国际交流培养计划”四大计划。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目前中国已经在高层次人才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虽然高水平海外学者回国创新创业的势头已成，但国际科技人才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因此，中国科学院将配合国家相关人才计划，加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并重点支持该院院内成长的领军人才主持或承担国家或该院的重大科技任务。

　　最近，中国已经推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未来几年将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

　　白春礼在会上透露，中国科学院已经上报了一些候选人参加“千人计划”的首批评审。

　　此外，他表示，中国科学院将加大优秀青年人才、技术支撑与公共支撑人才、骨干管理人才和技术转移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定向选派为主，拓展这些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渠道。

　　在人才交流和智力引进方面，中国科学院除了继续实施“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邀请国外顶尖科学家短期访问讲学，还将启动“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支持一批外国优秀专家学者到该院中长期工作。

　　此前，“百人计划”是中国科学院最主要的人才计划。该计划也是中国最早的高层次学术人才引进计划之一，在海内外华人学者中颇具影响。

　　1993年，中国科学院提出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的构想，当时计划到2000年面向院内外招聘100位科研人员，培养成为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所以称为“百人计划”。后来，引进名额不断增加，早就突破了100人，但“百人计划”的名称沿用至今。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近日就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答记者问时曾提及，中国科学院自1994年实施“百人计划”以来，入选者共计1569人，其中有20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0余人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首席科学家，250余人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

　　目前，对于入选“百人计划”的海外学者，其就职的研究所需提供不少于70万元的启动经费。入选者工作一年以后，申请参加“择优资助”的评审，通过后可获得200万元的经费资助。

　　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李和风告诉《财经》记者，该院今后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所获得的资助经费将比“百人计划”有大幅度提升。

　　他还对《财经》记者透露，该院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的具体办法已经在下属各研究所内部征求意见，即将颁布实施。

　　白春礼强调，中国科学院的人才系统工程要继续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立足培养。

　　他还说，该院人才系统工程不是现有人才计划的简单叠加，而是按照人才成长规律和科技创新活动规律进行的系统设计，其实施也不是简单沿袭现有人才计划的管理办法，而是对现行人才计划和政策制度体系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吸纳那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革除阻碍人才成长的各种政策制度和体制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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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宪和王忠诚两位院士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可喜可贺！不过，徐光宪88岁，王忠诚83岁。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两位获奖者中，吴征镒院士获奖时年过九旬，闵恩泽院士年近84岁。难道只有步入耄耋之年的院士，才能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据《财经网》报道：徐光宪和王忠诚均获得过“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100万港币，15年来已有26位中国杰出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而大部分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也像徐光宪和王忠诚一样，在此前获得过“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

从某种程度上看，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简直就是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风向标。从2007年起，何梁何利基金及其科技成就奖进行了改革，其做法或许可供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委员会借鉴。

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也曾经是院士老人的天下。但2007年度的这个奖项除了授予7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桥梁工程设计大师林元培，还颁给了一位年轻的非院士：发现普光气田的46岁高级工程师马永生博士。2008年度的该奖项唯一的获得者则是43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房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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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徐光宪教授和天坛医院王忠诚教授将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新年贺词中提前透露的消息。详情请访问@科学公社 http://scipar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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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李虎军　　总第225期　出版日期：2008-11-24

公共财政投入缺位，使得一项旨在造福中国女性的公益性工程被变形的商业操作所扭曲

普查工程缘起
　　“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有着一个隆重的开端。
　　2005年4月21日，这一工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等多位领导人发表讲话，以示支持。
　　该工程的启动，离不开时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徐光炜的努力。
　　“我做了一辈子外科大夫，但经我手治好的病人其实很少，大多数的病人只能减轻症状或者给一些安慰，”徐光炜对《财经》记者回忆说，“结果呢，几十年过去了，病人越治越多。”
　　正是意识到单纯的治疗对于癌症控制的局限性所在，他把目光转向了癌症的预防，并选择乳腺癌普查（也称筛查）作为突破口。
　　乳腺癌堪称“女性杀手”。卫生部今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乳腺癌在过去30年中死亡率几乎翻了1倍，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而西方国家多年的乳腺普查经验证实，对于乳腺癌这种发生在体表的肿瘤，可以借助影像检查等手段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从而降低死亡率。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徐及其同事就在北京尝试过乳腺普查；此后，天津、上海等地也陆续进行过小规模的乳腺普查。但是，这些普查基本上都存在技术落后和缺乏长期跟踪等问题。
　　从北京肿瘤医院院长任上退休后，徐光炜和一些同行提出“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的宏伟计划：在全国选择约100家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为定点单位，用六年时间为100万名35岁至70岁的妇女提供四次规范的乳腺普查。
　　2003年底，徐光炜等人为此上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004年3月，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复函，同意由中国抗癌协会启动“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

技术方案之争
　　令徐光炜没有想到的是，普查工程一启动，就出现了很大争议。
　　在乳腺检查中，X射线摄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而乳腺X射线摄影又可分为屏片摄影、数字化摄影和计算机放射摄影（Computed Radiography，下称CR）。其中，屏片摄影是传统方法，在国内很常见；数字化摄影近年来逐渐推广，在发达国家比较普及，其成本最高；CR是新出现的方法，成本介于数字化摄影和屏片摄影之间。
　　“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的技术方案选择了CR，其设备来自柯达等公司。
　　但这一技术路线，受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
　　2005年4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尉可道等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卫生部有关领导，称CR放射剂量高、诊断质量差，在国家没有相应法规和质量控制标准的情况下，不宜采用CR进行乳腺普查。
　　尉可道及其同事岳保荣等人，还在2006年第6期《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发表文章说，CR影像的分辨力远低于屏片系统，容易漏掉非常细微的钙化和病变。
　　岳保荣对《财经》记者说，虽然有些国家用CR做乳腺的临床检查，但对能否用于乳腺普查，都持谨慎态度。毕竟，临床检查针对的是有乳腺异常信号或异常症状的妇女，而普查针对的是健康妇女，其要求也更高。
　　他解释说，当初撰写上述文章时，国外还没有正式批准CR用于乳腺癌的普查工作。直到2006年7月，日本富士公司的CR系统才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
　　在反对的声音中，普查工程一度陷入停顿。徐光炜觉得委屈，“我们使用的是最新的乳腺专用CR，不是普通CR。”他还说，美国癌症协会曾组织专家进行过现场测试，认为其诊断质量和放射剂量均可达到要求。
　　美国癌症协会癌症普查负责人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博士告诉《财经》记者，他和同事的确访问过“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的几家定点医院，尽管所有CR影像都有改进空间，但并未发现哪张影像是“无法接受的”。
　　当然，几个人的一次性访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建议他们建立一个评估影像系统的团队。”他补充说。
　　岳保荣则表示，乳腺普查的技术方案选择和质量控制至关重要，需要慎之又慎。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都有具体的法规和质量控制标准。相比之下，中国直到2007年才首次发布了乳腺X射线摄影质量控制的国家标准，而这一标准针对的是诊断性的临床检查，并非普查。

商业公司介入  
　　对于“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来说，最头痛的还不是技术方案之争，而是经费短缺。
　　尽管普查工程获得了卫生部的同意和全国妇联等的支持，但并未拿到政府的经费。徐光炜说，早在2002年，国家发改委曾有意投入经费，但次年SARS大爆发，这一投入最终化为泡影。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种情况下，“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引入了社会资本。以徐光炜为理事长的中国抗癌协会，与此前并无医疗行业经验的天津航华科技发展公司（下称航华）签订合作协议。
　　对航华来说，介入普查工程，当然希望从中获得经济回报。航华方面参与这项投资的王虎森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财经》记者，谁出资、谁受益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不然我们做这个干什么？”
　　根据项目网站的描述，要想成为定点医院，“需按统一标准建设普查点，面积150平方米以上或配备普查车，集中安装所有普查设备”，并将“全部普查信息远程传送至北京的中央数据库”。当然，设备、普查车和软件系统都要经由航华购买。据《财经》记者了解，如果一家定点医院同时购买项目要求的乳腺CR、数字化彩超等设备，以及进口的普查车，需要花费300多万元人民币。
　　成为定点医院后，则由项目办公室授权挂牌，可“具备公认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还可得到普查工程专家委员会和远程专家会诊系统提供的技术支持等“超值服务”。
　　徐光炜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当时对航华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包括设备的质量要好、价格要比市场上低、不能给医院回扣等，以及普查资料不属于航华等。
　　他还说，按照医院通常的价格标准，这种普查做下来每次需要约400元，但项目定点医院为参加普查的妇女提供了价格优惠，每次收费为200多元。
　　即便如此，对很多中国妇女而言，200多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时，中国抗癌协会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上的新洲商务大厦。航华也在这栋写字楼租下了办公室，开始招兵买马，并以中国抗癌协会“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办公室的名义活动。
　　项目办公室的主任由徐光炜担任，实际管理权则交给了航华。现任中国抗癌协会“百万妇女乳癌普查工程办事处”主任常贵生告诉《财经》记者，从项目办公室的公章，到项目运作的具体事务，都掌握在航华手里，中国抗癌协会甚至没有派出专职的财务和工作人员。

合作未了之局  
　　航华的介入，很快惹来了一堆麻烦。
　　航华出售给各定点医院的设备，基本上来自国外的医疗影像公司。其中，爱克发、普兰梅德等公司都被航华拖欠货款所困扰。2007年11月，爱克发的信用管理顾问王桂娟曾致信卫生部高层，抱怨航华拖欠尾款长达两年多。
　　王桂娟对《财经》记者表示，卫生部将信函返回中国抗癌协会后，至今没有下文。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爱克发公司捐赠的一辆流动普查车，竟然下落不明。
　　2005年6月，爱克发向“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项目”办公室捐赠了一辆价值上百万元的普查车，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还专门出席捐赠仪式。不过，从2006年6月起参与项目的常贵生表示，中国抗癌协会后来并没有拿到这台普查车。
　　此外，常贵生还透露，某定点医院从航华购买设备后，至今没有拿到发票。
　　类似的事件，使得中国抗癌协会与航华的矛盾逐渐加深，也引起卫生部等主管部门的不满。2006年9月，中国抗癌协会解除了与航华的合作。
　　合作终止了，但纠纷并没有结束。
　　由于没有第三方财务审计，中国抗癌协会并不清楚航华在普查工程项目中的收支情况。王虎森对《财经》记者声称，航华不仅没有盈利，反而赔了不少钱；至于销售设备所挣的钱，“都用到项目上了”。
　　他还抱怨说，航华原本指望在远程会诊系统等方面带来回报，但合作的终止导致软件开发投入都无法收回。
　　常贵生则回应说，项目定点单位向航华购买了普查信息管理系统，但由于航华在远程会诊系统的中心数据库建设上缺少投入，管理系统作用有限，令定点单位蒙受了损失。此外，航华与某家供货商和某定点单位的经济纠葛，将中国抗癌协会卷入了官司。
　　2007年底，中国抗癌协会换届，天津医科大学校长郝希山成为新一任理事长。今年7月，中国抗癌协会在《关于“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中称，由于实施了商业化运作，“致使工程管理混乱”。
　　现任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张广超教授对《财经》记者说：“徐光炜教授想做好事，但他是一介书生，在项目管理上出现了失误。”
　　“在台湾，乳腺筛检不可能有商业活动的参与，”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张金坚告诉《财经》记者，“对于乳腺筛检，政府要支持，还要有品质管理和评估。”从2002年7月起，台湾50岁至69岁的乳腺癌高危妇女均可接受免费筛检（即普查）。目前，台湾正组织上万人参与的大型临床试验，以帮助决定是否将免费筛检年龄降至40岁。
　　当然，陷入僵局的“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也有积极的一面。据常贵生介绍，该工程有40个定点医院，前两年共有12万名妇女参加了普查，其中有数百名妇女被查出乳腺癌，且相当一部分属于早期癌。

政府接力长跑  
　　与航华的合作终止后，徐光炜更加认识到，政府投入对于乳腺普查至关重要。
　　值得欣慰的是，长期以来在癌症预防上缺少投入的中国政府，也已经逐渐意识到癌症预防的重要性。在财政部支持下，卫生部从2006年起组织了中央转移支付地方的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不过，最早列入这一项目的并不是乳腺癌，而是前期基础较好的宫颈癌和食管癌。
　　今年3月，由中国抗癌协会承接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乳腺癌筛查项目”终于得以启动。该项目为期一年，将对全国53个县（区）的53万名35岁至69岁妇女进行免费筛查，中央财政为此拨出专项经费1938万元。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教授陈可欣告诉《财经》记者，项目邀请国内多位专家参与了普查技术方案论证，并进行定期的检查、督导和评估。
　　她还透露，项目在申请下一年度的经费，希望可以将普查人群扩大到60万人，平均每个省份2万人。
　　与“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不同的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乳腺癌筛查项目”没有采用有争议的CR。根据后者的技术方案，首先由经过训练的医生进行乳腺的视诊和触诊，换句话说，靠手摸。在临床体检中发现异常信号的妇女再进入下一阶段，进行乳腺钼靶X线摄片和乳腺超声检查相结合的影像检查。
　　在西方，乳腺超声检查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陈可欣说，中国女性的乳腺较小，也较为致密，X射线检查的效果不如西方女性，传统X线摄片还需要夹紧乳房，会使女性感觉不适或疼痛甚至拒绝检查。乳腺超声检查相对费时，但有研究初步显示用在中国女性身上的效果好于西方女性。
　　中国抗癌协会和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还另外推出了一个“精品工程”：在条件较好的项目点共征集3万名妇女，进行临床体检、乳腺钼靶X线摄片和乳腺超声检查的双盲试验，以判断哪种方案更适合中国女性。“我们希望摸索出符合中国女性特点、卫生经济条件也允许的乳腺筛查模式。”陈可欣说。
　　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也开始在乳腺防控上有所投入。例如，北京市今年启动了“双丝带行动”——对北京市户籍的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首批试点选择在朝阳区、西城区和怀柔区。明年，北京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此项工作。
　　徐光炜也没有放弃乳腺普查事业。今年年初，他参与成立了一个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
　　“我们现在要完全透明、完全公益化。”他颇有感触地告诉《财经》记者。■

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起“无形体病”人传人事件，专家提醒即使疾病传染性不大，医院也应严格遵循操作指南

http://www.caijing.com.cn/2008-11-21/110030789.html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程晗 记者 李虎军】在11月19日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中国科学家报告了发生在安徽的一种新发传染病：“无形体病”。同时，这很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起“无形体病”人传人的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两年前。2006年10月31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一位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出现高烧39.2度、恶心，肌肉和关节疼痛等症状，前往乡村诊所接受治疗。11月3日晚，由于病情加重，这位患者被送到当地医院。4日上午，她又被送往位于芜湖市的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但终因抢救无效，患者于5日早上去世。

　　这位患者最初被怀疑死于“流行性出血热”。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们困惑不已。当月9日至17日，与死亡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五名家属，以及弋矶山医院的四名医护人员先后出现群体性不明原因发热。

　　此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徐建国及其同事张丽娟等，以及安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任军等研究人员开展了现场调查和实验室诊断。

　　这些研究人员在走访中了解到，那位农村妇女在发病前12天曾经被蜱叮咬过。蜱是一种吸血的节肢动物，大多生活在林区和丘陵地带，民间也有扁虱、草爬子之类的称呼。

　　研究人员最终判断，那位农村妇女是感染上了经过蜱传播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英文简称HGA，国内也有人简称为“无形体病”)。徐建国博士告诉《财经》记者：“我们排除了出血热，以及其他一些病原体的可能性。”

　　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由嗜吞噬细胞无形体(生活在蜱、螨等动物体内的一种寄生细菌)引起，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伴白细胞、血小板减少，以及多脏器功能损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首先报告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病例。此后欧洲等地也相继报告了这种病例。

　　有数据显示，这种疾病在国外一些流行地区的感染率甚至高达15%至36%。不过，患者人数似乎并不多，像美国每年报告的病例就只有数百例。徐建国解释说，大部分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者症状轻微，并不会发病；此外，这种疾病也容易漏诊或误诊。

　　徐建国等人的研究还证实，弋矶山医院的那起“群体性不明原因发热”，其实是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院内感染爆发流行。

　　此前，国外报告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病例都是经过蜱传播的。但在弋矶山医院，这九位患者并没有接触过蜱。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在那位农村妇女生命的最后12小时中，与她有过密切接触。而这位妇女在这期间经历了大出血，并接受了帮助呼吸的气管内插管。

　　实际上，与那位农村妇女有过密切接触的一共有28人，最终被感染的九人都接触过她的血液，其中七人还接触过她的呼吸道分泌物。

　　由于未能意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已经发生，医院的保护措施做得并不够。例如，在治疗过程中，该院的医护人员约有1/3没戴口罩，约2/3没戴手套。结果，参与气管内插管的18位医护人员中，就有四人被感染。

　　实验室诊断显示，被感染的四位医护人员和五位家属，其血液中均发现了嗜吞噬细胞无形体的DNA。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那位去世的农村妇女曾经被怀疑为流行性出血热，但医院没有对其血液检测，以验证其体内是否有引发流行性出血热的汉坦病毒。这位妇女死后，没有进行尸检，也没有留下血液等样品，无法完全确认其是否感染了嗜吞噬细胞无形体。

　　因此，弋矶山医院这起事件是否意味着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国际学术界尚存争议。但徐建国及其同事提供了其他方面的证据，《美国医学会杂志》最终接受了他们的研究论文。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Peter Krause和Gary Wormser也在该杂志发表评论称：“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起嗜吞噬细胞无形体人传人的报告，同时也是中国第一起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报告。”

　　在安徽这起病例之后，湖北、山东、河南等省份也陆续发现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病例。根据一些已经发表于国内学术杂志的论文，河南信阳等地还有患者死亡的报告。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谈及弋矶山医院事件的启示时强调：“针对血液和体液的常规防护措施，可以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即使疾病的传染性不大，也必须严格遵循操作指南。这一研究提供的教训，能够帮助医疗机构在日常医疗行为中，防范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院内感染。此外，中国还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各种经蜱传播的立克次体病与日俱增的威胁。”

　　徐建国博士对《财经》记者说，对于人粒细胞无形体病而言，误诊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情况，“因此，大家要了解这个病”。

　　面对这种新发传染病的逐渐流行，卫生部今年2月已经出台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以提高医务人员预防、诊断、治疗和处置该疾病的能力。

　　该指南还要求，各地医疗机构发现疑似、临床诊断或确诊病例时，应参照乙、丙类传染病的报告要求，在24小时内通过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徐建国提醒公众，要防止蜱叮咬，尤其是去林区和丘陵地带时，在穿衣服等方面注意防护。

　　他补充说，“对于这种疾病，不要忽视，但也不用恐慌”，毕竟，这种传染病的发病率低，而且在确诊后使用抗生素可以进行有效治疗。■

蒋有绪院士真的建议征收呼吸税吗？

——关于所谓院士建议征收呼吸税报道的反思

这两天，国内诸多媒体报道了所谓蒋有绪院士建议征收“呼吸税”的报道，网络上则是骂声一片。但问题是，媒体准确传递蒋有绪的发言了吗？他真的说过应该对普通市民征收"呼吸税"吗？

前天到办公室，一位同事在MSN上发我一个链接，是关于蒋有绪院士建议征收“呼吸税”的报道。浏览那篇报道以后，我对同事说，蒋有绪可能并未说过要对普通市民征收"呼吸税"的话，是媒体的误解。或许，有记者在报道的时候，没有理解蒋有绪的原意。

后来，我找到了《新快报》的报道：

引题：蒋有绪院士称政府应让企业和市民付出代价

标题：吁征生态税 市民每月20元

昨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

蒋有绪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08-11/19/content_360433.htm

我不知道，《新快报》的记者是否在蒋有绪先生发言之后做了采访，请蒋有绪先生解释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建议对市民征收每月20元的生态税？

实际上，蒋有绪的原话是（来自大洋网，但愿速记没有错误）： “城市森林既然有这么多好的功能，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关于生态税收的问题，因为他享受到收益的，每一个市民也在排放碳，我们是不是可以搞10块钱，20块钱的基金，这些钱来进行造林，而企业也可以通过税收支持城市森林的维持。”

http://news.dayoo.com/gundong/200811/18/55202_4573673.htm

请注意，蒋有绪说的是“基金”。基金不等于税收呀。中国已经有这样的基金：中国绿色碳基金。

中国绿色碳基金是设在中国绿化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属于全国性公募基金。该基金的建立，为企业、团体和个人志愿参加植树造林以及森林经营保护活动，从而增加碳汇以应对气候变化搭建了一个平台。基金先期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捐资3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展旨在吸收固定大气中二氧化碳为目的的造林、森林管理以及能源林基地建设等活动。

http://www.cgf.org.cn/gzdt/content.asp?id=24

http://www.bjfs.org.cn/study.php

蒋有绪先生就职于中国林业科学院，是国家气候变化12人智囊团（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中的一员。我估计，他是中国绿色碳基金的推动者之一。

另外，《新快报》的报道没有提什么“呼吸税”。这个“呼吸税”的名头，或许是哪位网络编辑的“杰作”。

很多媒体在转载所谓院士建议征收"呼吸税"的报道时，缺乏一种基本的原则：怀疑和求证。即便联系不上蒋有绪本人，大洋网当天也有他发言的记录，很容易搜索到的。

我还注意到，一些评论家纷纷发表时评，痛骂蒋有绪先生。中国有很多所谓的评论家，经常在事实都没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针砭时弊”。哎！

中国能否在与印度等国的“生物竞争”中胜出，重要的不是资金的投入，而是环境的培育。

　　【《财经》网专稿/记者李虎军】谁说在中国国内，科技新闻没有娱乐、体育或者商业新闻那么时髦？实际上，如果你细心的话，在很多科技报道中，都可以读出娱乐的味道。
　　本月（2008年1月）出版的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报告。上海一家报纸随即在其报道标题中称，“加惊呼：中国生物制药恐将主导世界”。
　　仅仅几个月前，一家跨国制药公司中国创新中心的负责人还对《财经》记者坦言，在美国市场上，你几乎见不到中国公司生产的药品。
　　难道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就咸鱼翻生甚至主导世界市场了？要相信这一点，或许我们同样应该相信，中国足球队有望在2010年世界杯冲击冠军。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多伦多大学 McLaughlin-Rotman全球健康中心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教授看来，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就像是婴儿期的龙，它会很快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并改变工业化国家在生物技术创新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辛格和他的同事走访了22 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他们发现，尽管中国长期被视为“熟练的产品复制者”，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勇敢地尝试医学创新，并且推出了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的基因治疗药物和唯一的霍乱疫苗片剂。
　　当然，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另外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实际上也一样雄心勃勃。不过，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萨拉·弗茹（Sarah Frew ）博士认为，这两个国家的生物技术革命也有着明显差别。
　　很多印度公司将精力放在工艺创新，着眼于降低医药产品的价格。像Shantha Biotechnics等公司，将成功地将一种乙肝疫苗的价格降到了50 美分，只相当于进口产品的1/30 。而在中国，不少公司的兴趣则在基因治疗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推出新产品。
        中国和印度公司在口味上的区别，或许与两个国家各自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弗茹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反映出过去一二十年，两个国家在生物技术起步阶段的政策环境差异。
　　印度的专利法主要致力于保护工艺创新，而不是产品创新。当然，印度于2005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知识产权政策发生了变化，已经有一些公司投身于创新产品研发。中国政府则从一开始就支持创新产品研发，并且通过“863 高技术计划” 等提供了资金支持。
　　提起印度的技术发展，很多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其强大的计算机软件产业。一位资深印度科学记者曾经对《财经》记者抱怨，他随印度科技部长访问中国时，很多中国记者的兴趣都集中在与信息产业有关的问题。
　　实际上，印度对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也非常重视。早在 1986年，印度就在科技部之下成立了专门的生物技术部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以推动本国生物产业发展。目前，一些印度公司的产品已经进入国际市场。2007 年11 月，印度又颁布了新的生物技术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其地位。
　　同样，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为各个研究机构和企业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一些地方政府还提供土地等各种优惠条件，来扶持生物技术公司的发展。
　　此外，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回到中国创业。为数不多的从事创新产品研发的生物医药公司中，活跃着“海归”的身影，如深圳赛百诺董事长彭朝晖和扶素生物董事长周根发等。
　　赛百诺的重组人p53 腺病毒注射液，是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的基因治疗产品。它也拥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商品名“今又生”。2004 年1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这种药物颁发了生产批文，用于治疗头颈癌。目前，“今又生”已经治疗5000 多名患者，其中包括约400 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大陆寻找希望的海外患者。
　　不过，辛格和弗茹等人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鉴于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晓萸等高官的腐败案例，导致国际学术界对其任内批准的很多新药，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实际上，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中，真正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创新产品屈指可数，而不是像上海那家报纸所说的“发展迅速，创新性产品涌现”。中国绝大多数公司根本无力，或者说也无心从事技术创新。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对于这些中国公司而言，如果非专利药品的生产质量都达不到国际标准，创新药品的研发又何从谈起？
　　正如辛格教授所警告的那样，中国的一只脚实际上还停留在“封闭的过去”。婴儿期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最需要的“奶水”，并不是政府的直接资金投入，而是一个足以吸引国内外风险投资的政策和金融环境。
　　两周前，在《科学时报》社举办的“2007 生物产业政策高级研讨会”上，一家国内生物公司的老总就强调，政府投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制定公平的市场经营规则。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也逐渐认识到了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诸多软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与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共同编写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2006》就承认，中国生物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少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产学研协作机制未建立。此外，中国也尚未形成有利于生物企业开展融资、市场营销等经营管理活动的良好氛围。
　　2007 年4 月，国家发改委也首次发布了生物产业的五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初步形成有利于生物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生物产业增加值超过5000 亿元。据《财经》记者了解，发改委也正在会同多个部门制定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目前起草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作为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给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从另一个层面说，生物产业的发展，也承担着保障中国十几亿人口生存健康这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当然，这些都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已。或许，对于襁褓中的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而言，能否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今后几年的培育环境才至关重要。

美国最终同意接受协议，发展中国家也首次表示有条件地考虑采取减排行动。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 发自印尼巴厘岛】经过持续十多天的马拉松式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在今天（15日）下午通过名为“巴厘路线图”的决议。
　　根据决议，各方将于2009年完成下一步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谈判内容，则将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这四个基石。
　　实际上，这是一份几乎流产的路线图。12月3日开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原应于昨天（14日）结束；但由于各方分歧严重，只能延期一天。
　　在今天的会场上，也出现了很多戏剧性的情节。
　　继12日在此次大会的部长级会议发表开幕致辞之后，东道国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西洛再次在会上发言，恳求各方拿出一份路线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再度出现在会场，呼吁各方都做出让步，以达成协议。
　　据《财经》了解，联合国秘书长和东道国总统两度出现，是极不寻常的外交举动。
　　或许是谈判过于激烈的缘故，就连会议程序竟然也出现了偏差。当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谈判代表应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之邀尚在闭门磋商时，担任大会主席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威特拉（Rachmat Witoelar）连续两次要求各方就决议进行表决。
　　中国等国的代表随即要求对这种违反程序的举动做出解释，会场内也一度紧张，威特拉后来对此表示道歉。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Yvo de Boer）更是为自己工作的失误掩面而泣：“秘书处不知道这件事。”
　　大会开幕之前，德布尔曾经立下军令状，如果这一次拿不出路线图，将辞去其执行秘书职务。这些天，谈判经常持续到次日凌晨，他和很多参会者一样疲惫不堪。
　　在这种氛围中，美国的消极态度，自然激起了很多谈判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人士的愤怒。而为了促成美国的加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盟，都在此次谈判中做出了相应让步。但美国仍然在发言中对协议内容进行质疑，引来一阵嘘声。
　　一些国家的代表随后发言反击美国时，甚至抛开了外交辞令。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骂道：“如果你们带不了这个头，就别挡路（get out of the way）。”话音未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经过激烈交锋，美国代表最终接受了协议文本。随着“巴厘路线图”的诞生，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次谈判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表示，在可持续发展以及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取减缓排放的行动。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司长苏伟也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出了诚意和积极性。
　　与之相比，作为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美国，在谈判中却仍然不愿承诺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等义务。按照绿色和平美国气候变化项目主任米勒（Christopher Miller）的说法，就是美国终于搭上了车，但买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票。
　　无论如何，苏伟在大会发言时表示，欢迎美国搭上应对气候变化这班车，虽然美国还没有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但至少这班车可以开动了。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路线图”，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也在随后的记者会说。但他也同时强调，要在规定的两年期限内完成谈判，接下来的任务还很艰巨。■

谈判桌上传来的消息称，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不愿像欧盟等发达地区一样认可量化减排指标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发自印尼巴厘岛】昨天的巴厘岛，戈尔是全球瞩目的明星。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说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相”：美国正在阻碍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
　　晚上7时半，当戈尔出现时，可以容纳1000人的会议厅早已坐得满满当当。
　　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戈尔惜败于布什。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中，他让布什相形见绌。
　　今年初，由戈尔作为主角的《不可忽视的真相》获得奥斯卡奖。这部纪录片已经和正在帮助数以亿计的公众理解气候变化。
　　本周一，戈尔在挪威奥斯陆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与他共同获此殊荣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间专门委员会（IPCC）。
　　三天后，戈尔与IPCC主席帕柴瑞（Rajendra Pachauri）再次相遇于巴厘国际会议中心。两人在台上相拥。
　　戈尔发表演讲的会议厅也是这些天来各国谈判代表唇枪舌战的一个地方。12月14日是巴厘岛谈判的最后一天。最受关注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将对大会已经形成的一份决议草案进行最后讨论。
　　根据这份草案，各缔约方应当认可的是，发达国家会被要求在2020年以前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基准上减少25%-40%。
　　完成上述指标，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尽快就2012年-2020年内各自的具体减排指标做出承诺，以便各缔约方最晚在2009年达成协议。《京都议定书》已经规定发达国家在其第一承诺期（2008年-2012年）内平均减排5.2%。
　　但从谈判桌上传来的消息却是，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不愿像欧盟等发达地区一样认可这个量化减排指标的提法。
　　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的负责环境事务的国务秘书Humberto Rosa在此间公开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阻碍巴厘岛谈判，欧盟国家将不会参加美国发起的主要经济体会议。美国向巴厘岛派出了专门的说客，希望将包括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拉到一起，明年年初在夏威夷讨论远期减排的问题。
　　在那部著名的纪录片中，以及各种公开场合，戈尔曾经多次批评布什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1997年，《京都议定书》获得通过，当时率美国代表团参加谈判的正是戈尔。但四年后，布什政府拒绝签署议定书。
　　在巴厘岛，这位美国前副总统再次将矛盾对准昔日对手。
　　“我要说出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相。”戈尔说，“我自己的国家，美国，对巴厘进程受阻负有主要责任”。台下掌声如雷。
　　他还说，澳大利亚的立场在数月前仍然顽固，但其公众决定选出新的领导人。陆克文上任后，澳大利亚立即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2008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戈尔称，再过一年零四十天，就会有人取代布什，新的美国总统应该会有更多的行动。
　　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葛德（Gerd Leipold）对《财经》记者说，“现在的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倾听科学，甚至没有倾听本国公众的声音。”
　　另外，中国代表团成员李丽艳透露，“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的谈判起死回生，昨天下午约5时达成了一致。
　　昨晚7时许，《财经》记者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组织的一个边会上问到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的结果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确认谈判已达成一致，但他还不知道具体内容。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Alexander Karsner也表示不知详情，没有发表评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称，发达国家首先要切实完成第一承诺期减排指标，同时尽快就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做出承诺；中国绝不能接受强制减排目标

　　【网络版专稿 /《财经》杂志记者 李虎军 发自印尼巴厘岛】12月12日上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重头戏——部长级会议开幕，或许会决定谈判最终命运的重要人物也悉数到场。这也意味着，谈判的成败已进入最关键阶段。
　　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2个缔约方，以及《京都议定书》176个缔约方的11000多人参加了此次大会。据悉，这也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变化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上午的开幕式上表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已经传递出了再明确不过的信息，那就是必须现在就开始行动。
　　他在发言中强调，“整个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巴厘岛的谈判”。因此，各方应在本周形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满（2008年-2012年）之后，如何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路线图”。
　　潘基文呼吁，在发达国家继续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引入激励机制(incentive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速度。
　　在中午举行的记者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开幕式之前，上任刚满十天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将他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批准文件交给了潘基文。重返议定书，是陆克文就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也使仍未批准议定书的美国进一步陷于孤立之中。
　　澳大利亚新政府已经承诺到2050年减排60%（但基准不是1990年，而是2000年）。在谈到近期减排目标时，陆克文透露，2006年就澳大利亚启动了相关研究工作，预计明年（2008年）年中将会形成一份比较正式的研究报告。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中，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副主任解振华、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华裔女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等部长级官员在大会上相继发言。
　　解振华在发言中说，保护全球气候是一项神圣和崇高的事业，因此必须跨越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少一些美丽的词藻，多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而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履行。
　　他强调，从1990年至2005年，仅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中国就累计节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1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此外，中国根据公约的要求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明确提出到 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的目标。
　　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解振华坦言，中国是抱着建设性的态度参加巴厘岛谈判，并真诚希望各方在此完成路线图。
　　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解振华表示，发达国家首先要切实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减排指标，同时尽快就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做出承诺；这样，才能最晚在2009年达成协议，以确保第一和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有任何间断。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减缓、适应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机制建立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国情，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应对之间的平衡；像发达国家过去那样无限量地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可取的。
　　但他重申，鉴于各国历史责任不同、人均排放水平不同，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承诺量化的减排指标，“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项目总监Hans Verolm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公约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目前就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指标“是不现实的”。
　　有台湾记者问到中国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解振华回应说，中国发起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国民众的参与，“希望台湾也参加进来”。
　　对于陆克文政府回到《京都议定书》的轨道，解振华表示了祝贺和欢迎；但他同时也强调，希望澳大利亚能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中国的态度和作为，无疑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之一。据悉，除了参加多边磋商和对话之外，解振华目前已与30多个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双边会晤。
　　2002年，解振华曾经在巴厘岛捧回了全球环境基金颁发的全球环境领导奖。如今，重访故地，他的身份也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变成了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他感慨说，过去做环保是孤军奋战，而现在对于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形成了很好的氛围”。
　　解振华最后说，不论谈判结果如何，不论美国是否参与《京都议定书》和承诺恰当的减排指标，“中国都会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力主的技术转让协议流产，只能留待2008年再行讨论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特派记者 李虎军 发自印尼巴厘岛】进行到第九天的气候变化大会，在12月11日迎来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那就是《京都议定书》的“十年庆”。
　　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在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2008年至2012年之内，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平均减少5.2％。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法形式就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其里程碑式的意义得到公认。
　　就在12月10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间专门委员会（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刚刚在瑞典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似乎也可算作《京都议定书》提前收到的一份生日礼物。
　　IPCC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发起成立，至今已发布四次评估报告。其中，1997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直接催生了《京都议定书》，当时率美国代表团参加在京都举行谈判的正是戈尔。而今年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影响，在巴厘岛的谈判进程中更是无处不在。
　　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颜宏告诉《财经》记者，IPCC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离不开全球科学家二十年来的持续工作。在长长的科学家名单中，就包括丁一汇、秦大河等众多中国专家和学者的名字。
　　12月11日下午两点半，绿色和平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的主会场——巴厘岛国际会议中心，为《京都议定书》十岁生日准备了一人高的大蛋糕，日本环境大臣鸭下一郎（Ichiro Kamoshita）切下了第一刀。
　　当晚六点半，在紧邻主会场的一个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一场盛大的《京都议定书》生日派对也如期举行。
　　但这些，或许都不足以抵消一份略微有些迟到的尴尬“礼物”：在从12月11日开始并一直持续至12日凌晨两点的谈判中，各方最终未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技术开发与转让”等议题上达成一致。这就意味着，这一议题只能留待来年了。
　　根据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并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开发能力。此前，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仅在SBSTA讨论；但由于SBSTA的作用仅限于科技咨询，资金等实质性问题均由SBI负责，因此，这种安排在中国和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看来，务虚的成分更多。
　　上周二（12月4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将技术开发与转移列入SBI议题，并获得通过，这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 但接下来几天的谈判中，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交锋。
　　对于SBSTA和SBI均未就技术开发与转移议题达成协议，日本等国家的谈判代表发言表示“遗憾”，并称其已尽力。
　　而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在发言时则语气沉重。他强调，一些发达国家不在乎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这样会将公约谈判推向“无望的境地”。
　　《财经》记者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专家走出会场时也显得情绪低落。
　　按照程序，在上午举行的缔约方大会部长级高级别会议开幕之前，公约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和公约履行附属机构（SBI）需要形成谈判文本，以提交缔约方大会和部长们讨论。目前，谈判各方虽在建立气候变化适应基金等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但在技术开发与转让等议题上的不欢而散，显然为整个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12月12日上午十点多，缔约方大会部长级高级别会议正式开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IPCC主席帕柴瑞（Rajendra Pachauri）、印尼总统苏西洛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等重要人物出席。
　　本次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拿出一份通往2012年以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满之后各缔约方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路线图。根据这样一份路线图，各方才可能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完成谈判。
　　但一些谈判代表认为，各方能否在本周五（12月14日）大会结束前拿出路线图，仍然难以预料。
　　在12月11日晚举行的《京都议定书》生日派对上，潘基文将一个写有议定书字样的条幅交给三位青年。或许，这也意味着气候变化谈判和应对气候变化，都将是旷日持久的事业，“接力棒”将最终传递到年轻一代手中。